道德档案”能否承载良好的社会风习？                  

祝振强

    最近，北京某社区推出了这样一项新举措：在社区所属各居委会建立居民“道德档案”，谁谁清理了小广告，谁谁无偿投递邮件，谁谁免费上门为居民义务理发等等，诸如此类，皆悉数被整理成档案，整理成册，摆放在社区居委会里，供居民查阅。据介绍，这是“京城首批百余份道德档案”；该社区的10多个居委会，现也已陆续开始收集“道德档案”，并都已基本成形，“下面的问题是怎么充实，怎么利用。”

    应当说，作为基层政府部门的社区居委会，彰扬良好的道德风习，大兴道德楷模，树立道德典型，鼓励社区居民乃至全社会公民都来遵守道德规范、奉献为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创举，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少之又少。

众所周知，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皆有着浓厚的道德宣教色彩。倘剔除其中的消极成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古老而美好的道德传统，永远是维系我们这个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不断进步、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准绳。实则，敦厚儒雅，谦谦自律；诚信笃实，善心善行；尊老爱幼，舍己为人等等，永远没有“过时”、“落伍”之说。笔者看来，“融四岁，能让梨”；“父子恩，夫妇从”；“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等等，今天看来，若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亦并无更多可指摘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道德之风习，遍被华夏几千载，当为我们生之为中国人的幸事。

曾几何时，“道德”贬值，遵纪守法、崇奉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已遭轻鄙，难获人众尊重。梳理百年来“道德”之风几度沉浮以及被经济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事实，不是本文之旨，笔者想说明的是：让这个社会回归正常的、整饬的道德操守的轨道，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道德荣辱之心，做人行事，工作生活，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且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宜更新、充实既有的道德规范与道德准则。应该承认，较之发达国家国民的道德素养，我们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因之，呼吁道德建设、昭彰道德楷模，怎么讲，怎么做都不过分。

回到文前。应该说，北京某社区为居民开建“道德档案”，立意和出发点是好的。相信大力倡导道德之风，未久即能收到成效，一个文明道德、和谐健康的小区环境，也会应运而生。但是，思虑再三，笔者对建立“道德档案”这个形式本身是否适宜、妥当，还是不能不产生些许怀疑。

首先，良好的社会道德风习，更多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所为，是“平民化”而非“英雄化”，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风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非一事一非所左右、决定。为“道德”建立“档案”，成本之高尚且不论，其“泛英雄化”道德本身，即可能背离道德的大众化本意，在以一袋“档案”表扬“好人好事”的同时，也拉开了“好人好事”与所有大众的距离。其次，道德感、道德行为应是人们发自内心、快乐善意的自然流露，而非功利化、目的化的一时应景所为。固化某人、某时、某次的道德行为，实际上即已排斥、忽略、遗漏了更多人的寻常道德举止，并有可能无形中助长一些人以道德举止获取个人声誉、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其结果就是使道德大变味儿。还有，道德感、道德举止，应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本真流露，当事人未必都愿意被“晒”出来现身说法，尊重人们的道德隐私，实际上也是在鼓励人们学会遵守道德。

笔者在东瀛感受到与“道德”有关的事项多多，其中三件印象尤深，不妨说说。其一，日本车辆全部为右舵，笔者习惯在国内走右侧人行道，这样，便错误地形成逆向行走。每每这时，迎面而来的车子总是远远地停下来，待笔者走回“正路”。在日本，司机绝不会与行走的路人抢路。其二，日本的垃圾分类，多达数种，甚至十几种，未闻未见任何一个家庭、个人图为省事而偷懒；相反，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每天一早的都等大事，都是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处理头天的垃圾。其三，超市购物，收款员远远地对你深鞠一躬，礼貌敬语，待打理完所购之物、收完款项在对你深鞠一躬，礼貌敬语。如此道德礼仪举止，已深深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恐非当初建立起诸如“道德档案”之所为——只有力戒形式化、表面化的道德呼吁、道德建设，把人的道德感、道德行为与人之为人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人类意识相联系，人人从我做起，个个讲求道德，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重现良好的道德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