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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文化之间的文化撕裂与融合

  ——2013年1月19日下午4：30讲于2013年成都地区多民族文学家迎新联谊会

 曹万生

我总体的感受是，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后现代性向现代性趋同。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具体我讲三点。

第一，阿库乌雾作为社会人，为何不叫阿库乌雾而叫罗庆春？因为他置身于汉文化境域。这是他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所以他要叫罗庆春，要当院长，要住高楼。何小竹为何到成都？一样的道理。汉族作为主要民族，主要权力话语者，主要价值观的制定者和主要政治统治者，这是决定了他们发展的文化环境，他们只能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少数民族文人的文化和创作，要生存就必须改变其本来的身份。这样，他们就有两个身份：一个，作为民族作家生活体验的身份，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要在汉民族社会里发展，就必须认同汉民族价值观。这是个先天的、宿命的问题。这恰恰有种意义。他们实际生存于两种文化的撕裂中，这比汉族作家有更多的悲剧，从而更深刻。

比如罗庆春刚才朗诵的散文诗，我听出来了，他“以低于大地的姿态”，其中有有三个声音：“老毕摩”，“高楼”，“我的心灵”这三种声音。这三种声音是互相撕裂的。我住在高楼，变成汉人，但我有撕裂的痛，我听到了老毕摩的声音：“孩子，你住得太高了，你回来吧”。这个回来，可以理解为回到彝族山寨，也可以理解为回到大地，再提升一点，回到本真。但现实身份的我呢，其实已经回不去。因此，这是向主流价值统一话语的一个转移，在此过程中阿库有良心和深刻的文化焦虑、精神冲突，所以他感到撕裂的痛。这很有价值。第三个声音是我的心灵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以低于大地的姿态这个形象的意蕴。这三种声音，共同构成罗庆春与阿库乌雾之间的文化撕裂，也体现出诗人真正的文化焦虑，这个焦虑，当然不仅是上述的，还包括山寨与城市、土地与高楼、民间与庙堂，等等之间的冲突与撕裂。

而很多作家没有焦虑了，基本成了汉族。

刚才蒋蓝朗诵的诗歌便是汉文化的诗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价值观。而白朗朗诵的的老茶馆的悲哀，就跟法国人的也跟我们的差不多，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的悲伤，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前现代而又事实上可以视为后现代的消失的悲伤，在此，白朗彝族人的血性就没有阿库的烈，因为他已经汉化了。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和作家处于这个境遇下，能多大程度地保持自身的优秀优势，取决于对自身的体认以及痛苦的体验。

第二，新时期许多貌似新派的作家，其实对世界文学借鉴太多。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名声很大的作家就有这个情况，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事实上莫言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他最初就是吸收的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马尔克斯的影响。那是80年代中期的一股风，他由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到后来的的去魅化努力，这就是他对当代中国的系统批判，以及他的高密乡的构建。所以，去魅与构建是重要的，这是我对不少起步于西方文学的作家的希望。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也一样。  

其实少数民族文学有许多自身的长处，这一点现在反而体现不够。比如诗歌本身就是无法翻译的，诗歌本身就是语言的一种形式。离开了语言就没有了诗歌的形式，所以翻译出来的诗，就没有了诗的韵味。你把李商隐的锦琴翻译成白话文，就成了高中生的蹩脚作文，这是汉语本来的优势，是汉语七律本身的美所决定的。同理少数民族诗歌用土语来写是也是无法翻译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推论，可以发现另一种现象，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不用母语，用他不太熟悉的汉语来写时，他对汉语字的选择与我们是不同的，这就让他选择的意象就特别奇妙。在50、60年代那个对于诗歌来讲非常糟糕的年代，藏族诗人比如饶阶巴桑等，写出的诗让我们一亮，新时期也是这样，这是少数民族作家写汉语诗的一个妙处。这跟庞德看到汉语诗歌一样，看到唐诗一样，庞德看到的唐诗，跟我们看到的唐诗就不一样，这种陌生化，会让他的意象更妙，不仅是眼睛一亮，同时创造了一个诗歌流派，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今天。

第三，还有个问题就是价值趋同造成写法趋同。作为政府肯定希望这样，徐老师的课题被批准也是如此，有利于执政。但作家却应该更多地思考，怎么样用本民族的方式来表达感受，表达融合的感受。

2013年1月19日下午4：30讲，20130214根据录音整理于灯下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