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台湾版自序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

新诗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滥觞期滥情滥造的水味、散形及后来让人生烦的俗腻，经过20年代李金发陌生化式的疏离与闻一多细木匠式的修复，各路诗人各派诗学在30年代面临一个重新出发的集合点、一个集大成的平台。30年代《现代》杂志就成为这个集合点与平台。由此向北散向《水星》、散向《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散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再由此向南回流到《新诗》。这样一个来回的散集，团结了诗人，磨合了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最终成为现代派兼收并蓄的大本营。当我翻阅1937年7月10日出版的《新诗》二卷三、四期合刊也是终刊号的时候，心中一颤，战争不仅摧毁了许多爱情，也摧毁了这本最成熟最优秀的诗刊。中国新诗，再也没有出现这样优秀的诗刊了，无论以后。

由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孙大雨五位当时最优秀的诗人、诗学家联袂主编的大型诗刊，创造了中国新诗30年代黄金时代的瑰宝。不仅是诗的瑰宝，以五位领袖为核心的诗学，也成为中国新诗学的瑰宝。本著就以《新诗》所代表的30年代现代派诗学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我看来，传统诗学在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革命，从生搬硬套地移植西方传统诗学的胡适、郭沫若时代，到力图严肃匡正的闻一多时代，再到生硬地与时俱进的李金发时代，再到有机融合中西诗学的梁宗岱时代，后到创造性地开放性地开启新一代中西诗学的卞之琳、何其方、叶公超时代，新诗学走向了融合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现代新诗学，即现代汉语诗学的新的形态。这个新诗学，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象范畴，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意境、境界相融合；这个新诗学，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范畴，与中国传统的比、兴相融合并改造；这个新诗学，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知性，并相当成功地现代汉语化与中国化，并鲜明地延伸到40年代的西南联大诗学群。显然，30年代现代派由是构成了现代汉语创作诗歌的新的诗学范畴与审美形态，这是现代汉语诗学独立存在并发展的标志性阶段。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诗学，是现代汉语诗学完整意义上的标本，也是现代汉语诗学独立诗学范畴建立的诗学。独立就在于化古为新，化西为中，熔铸成了新的诗学形态。

本著2003年在中国大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后来得到这个领域里不少博士、新进研究者参考引用，这是让我十分欣慰和感动的。这次略作修订，在台湾出版，同样让我十分高兴，因为，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成果，也是台湾后来诗学的借鉴与来源之一。这正如当年在上海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即后来入台的现代派诗人纪弦所说：“我称一九三六——三七年这一时期为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1]因此，我以为这次的台湾版，对大陆与台湾诗学的交流，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2011年3月7日灯下，成都双楠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