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出土的青铜器及玉石器雕刻(图1)

    商周已出土的的主要是青铜、玉石雕刻，至今尚未发现具有独立意义的大型石雕和泥塑。根据《史记·殷本记》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商代是应该有泥塑和木雕的。商周雕刻还没有完全从工艺中独立出来，仍依附于工艺美术。其社会作用主要是为体现某种伦理观念。出土的多冥器和礼器。它们表现出来的形态就非同一般：或比例结构失调，或奇形怪状。青铜器中有相当数量的拟形器。1986年以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商代铜雕，其中有高大的圆雕人像、面具。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1989年发掘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486件，其中有双面神人头像和双尾虎，对其用途虽尚未完全搞清，但就雕刻水平而言，已相当可观。商周墓葬中出土的玉石雕刻品，有的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青铜雕刻
　　商周青铜雕刻，从艺术形式来看，可分三类：独立的圆雕，附属于青铜器身上的圆雕或浮雕，拟形器即器形与器体合而为一的动物形象。独立的青铜圆雕，当以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出土的商中期青铜雕刻为代表。属于祭祀用的礼器，对其寓意尚不十分清楚。如有一件青铜立像，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人物体型瘦高，戴高冠，穿长袍，衣后联形如燕尾。双手粗大各握筒形物。动作呆板。又如有一大型青铜人面，通高60厘米，宽134厘米。人面形体巨大，两眼球凸出眼眶外约30厘米，长耳阔口，额正中有方孔。对其寓意不得而知。商代附属于青铜器身的青铜雕刻更加丰富，如 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后期人面铜方鼎，鼎为方形，双耳对立，四圆柱足，腹四面各饰一浮雕人面，耳上部饰云纹，下部为爪纹，耳外铸单线夔龙纹。四足上饰饕餮纹。内壁铸“大禾”二字，故又称大禾鼎。人面方鼎，五官刻画简练概括而传神，表情威严。再如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商代前期龙虎铜尊和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后期的四羊铜尊。将圆雕与线刻巧妙地结合起来，层次丰富，形象生动，使器形显得异常华丽。拟形器有1975年湖南醴陵县出土的一件青铜象尊，象鼻高扬，鼻头作成凤首形，凤冠上卧一虎，凤口恰是倒酒的出口，与腹部相通。象背圆洞以注酒，制作巧妙。象身以云雷纹为地，饰饕餮、虎、夔龙和凤鸟图案，显得华丽而神秘。其它还有犀尊、驹尊、牛尊、枭尊等。此外还有集多种物象于一体的青铜雕刻，如已经流到国外的“饕餮食人卣”，集多种动物纹饰于一身，显得十分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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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青铜人面商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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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纹方鼎 商代后期高38.5,口长29.8，宽23.7厘米

1959年湖南省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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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尊 商代后期高22.8,长26.5，宽14.4厘米 1975年湖南醴陵县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已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尚无独立的人物形象雕刻，附属于青铜器身的人物形象已经发现，如1989年山西闻喜县出土的“刖人守囿铜挽车”，是一件集巧妙工艺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体。其他如鼎、尊等铜器器表均附有浮雕或立体雕刻，其形象有的具象，有的抽象，但都服从于整体需要。西周青铜器中的拟形器屡见不鲜。如驹尊、象尊、羊尊、鸭尊。形象并不完全写实，保持主要特征而已。

　　商周青铜雕刻，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服从于某个特定的主题，本身似乎并无独立价值，只是体现某种观念的符号。正因为描绘物象目的不在该物象本身，所以形象都经过夸张变形，突出其最易表现某种观念的部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象征艺术。

2．玉石雕刻

　　商周玉石雕刻多有发现，仅1976年殷墟妇好墓（五号墓）就出土玉器755件，造型多样，品种齐全，制作技巧相当高。其中的立体雕刻有人物、动物，雕出大体轮廓，细部则以阴线刻划，如衣饰发饰。河南安阳出土商代后期石雕水牛、白石枭，与真实物像相去甚远，仅头部能看出是水牛和枭，其他部位都经过夸张变形，身上刻几何纹饰。集雕刻、工艺、绘画于一身。手法与青铜一脉相承，反映出中国早期艺术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