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向公讳廷洪，四川省南江县乐坝镇人氏，生于1919年5月6日，逝于2004年11月16日，享年86岁。他出生于农民家庭。父辈只有向德群、向德卓两兄弟。我祖父为老大温文尔雅，二祖父长髯飘逸。父亲长相特好。我在广元走马岭陈家大院听上了年纪的人讲，说我父亲年青时是非常标致的一个小夥儿。即便上了年纪，七十多岁还能背动一两百斤重的苞谷走陡峭的山路；虽劳作了一辈子，竟还是腰不弯背不驼。有人曾说他像个机关的大干部呢。

　　　　　　　　　　父亲与处世

父亲没读过书，是个地道的文盲。但他通晓人情世故，可说是不知书而达理，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农民中堪称楷模。他与人交谈，口齿清楚，句句在理，和颜悦色，而且言语中从不“带把子”（川北俗语即带脏字）。正是如此，很多人都愿与他摆谈，听他讲述他所知晓和经历过的故事。他也因此而结识了不少人，包括历任小学校长、下派来村干部。由于他为人正派谦和，工作积极肯干，赢得了不少口碑。小时，我就曾亲耳听过借宿我家的三位来村干部私语，说像这样完美难得的人才不发展成党员真是太可惜了。父亲是我们当地无人不晓的闻人。

父亲在处世方面，还很讲究孝道亲情。早年他是我祖父的独子，四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父亲和姐姐两个最亲近的人。父亲从小到大，祖父没动过他一手指头；父亲对祖父也是尊崇有加。父亲唯一的一位平辈，是比他长几岁的姐姐。母亲过世后，便由姐姐带着他成长，所以姐弟俩的感情极好。姐姐出嫁后，他便与父亲两人相依为命过日子。解放后，祖父与父亲为分门立户的两家人，凡家里有好吃的，父亲一定要把祖父叫来一道用餐。他那个姐姐是一位能干的农村妇女，至老也疼爱着她这个弟弟，她曾对我说：“我叫向廷月，我们两姐弟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月儿红（洪）’。”凡家里有余粮，她都要接济这个弟弟。有次她病危，父亲带上我去看望，走在路上他哽咽着对我说：你姑姑是这世上我唯一的同胞亲人。

　　　　　　　　　　父亲与红军

1933年1月1日，红四方面军打下南江城。同月红军73师219团来到罗家坝（今乐坝镇）。在红军的宣传发动下，父子两人同时参加了红军。我祖父读过几年私塾，又写得一手好字，被分配到地方工作。2月16日，红军没收了当地恶霸罗全阳的生铁厂，建立了在通南巴地区的第一个红军土钢厂（兵工厂），即由他出任红军钢厂的经理。该厂生产土钢1万多斤，打制刀矛无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红军一度撤离罗家坝，祖父被还乡团抓住捆绑于树上达三日之久，继又押送给川军说是让杀了为被红军打死的某营长祭旗，当押送到旺苍的普子岭（现普及镇）时川军早已撤往广元方向了，最后只好押回关入南江大牢。

我父亲参加红军时，只有十四岁，被分配到73师219团当红军战士。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排长李佑章的带领下，担任团部和师部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匹大黑马和一支盒子枪。还经常随红军部队转战各地，参加过通江空山坝等惨烈的战役。一次，祖父听说父亲的部队驻扎在沙河子街上，他去见面时正碰上父亲骑在高头大马上，还顺手给了他两枚钱币。这也是我祖父引以为自豪的事，我记得小时祖父曾说我没出息，说我父亲像我这样的年纪已经是在干大事了。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前夕，父亲请了三天假回家看望老父亲。才两天不到的时间，红军在罗家坝留守处人员即通知父亲赶紧归队。当父亲赶到沙河子时，部队已开往长池，当他赶到长池时，部队又开往苍溪方向了。追不到部队，他只好回到家中。当时，家乡已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临近罗家坝的旺苍金溪乡，留下未走的马连长（女）已被砍下头颅悬挂于树上。祖父叫他赶快去找红军归队，说广元走马岭的陈定聪、陈定明等兄弟父亲是他当背夫结识的朋友，可到他们家暂住等红军经过。

父亲到陈家住下，帮着做农活。一个多月后，才盼到红军部队打着红旗在昭化过白龙江。父亲便从昭化归入红军部队，走时还带走了陈家一青年参加了红军。此时的红军，已不是他原来的部队。他随部队到了江油，再由江油到平武，在被称作桂花楼的地方打了一仗，捡到过一只金戒指作了上交处理。再就是到松潘，最北到了若尔盖。在名叫毛牛沟的地方，还见到了国民党一架麻色飞机的残骸。在南下过草地时，他就生病了，全身浮肿，肿得眼睛都看不见路了，只得抬着他走；后又上吐下泻，记得卫生员给他服的药名叫“留苦”（音）。当他苏醒过来时，只身独卧在藏民用青棵搭建的一个草棚内，四处已是茫茫无人之地。

找不到红军部队，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千辛万苦地往回走。1936年的春节前夜，也即腊月三十，他病病歪歪地又来到了广元走马岭陈家。陈家为他请了郎中，煎熬中药为他调理，在陈家养病达三月之久才返回南江老家。他与陈家也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几十年后彼此作了回访。父亲随红军走后，认为是绝后了，我祖父便抱养了彭开孝作儿子。父亲回来后，才与彭家解除了抱约。但彭开孝仍然叫我祖父“爸爸”，而且从未改过口。此人就是乐坝乡（公社）的首任党委书记，而且是几十年长期担任此职。解放以后，根据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父亲享受着留落红军的待遇。

　　　　　　　　　　父亲与土改

父亲从广元回到南江后，一直不敢在家露面，只好躲藏到旺苍金溪的姐姐家。一次，在大路边帮忙插秧时，被路过的家乡恶霸罗全阳发觉，便棍棒押回他家做长工，说是要补偿父子当红军时他家所受的损失。担水时，因他家门坎高，水浪出打湿了他家小孩的衣服，立刻遭到一顿暴打。后又叫父亲为他家友家沟窑厂背米，父亲托人帮他背去，自己趁机躲到深山，向杨学文（解放后的首任乡长）学打铁去了。

罗家坝顺河只有一条街，下半街有一处过街楼，是用来演戏用的，俗称“戏楼”。戏楼对面，是关帝庙。戏楼与关帝庙之间，为一开阔石板铺的场地，估计是唱戏时容纳观众的。1950年罗家坝解放时，公审恶霸、地主的大会就在这戏楼处举行。被押上戏楼的只有两人：一是恶霸罗全阳，二是地主向德正。所谓公审大会，实际就是发动群众的诉苦大会。开始时，冷场了几分钟，我看到父亲一个箭步上楼，他是控诉恶霸罗全阳的罪行；接着，是向德正家的长工，痛哭流涕地述说他在地主家所受到的虐待。当天，这两人都被押到区所在地沙河子街下的河坝执行了死刑。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工作队的同志宣布将“罗家坝”改名为“乐坝”，成立乐坝乡政府。

父亲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解放前，我曾见到过漫山遍野的山地都种着制鸦片的罂粟，开着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的花。我的祖父、二祖父都曾染上了鸦片烟瘾，把曾祖父向登超买下的田地几乎卖光了。土改时，他们两家都被划为贫农。解放前夕的两三个月内，那时新中国早已成立，地主们看到形势不对，晚上都跑到单门立户的我家劝说父亲买田买地，这些田地又正好是祖父们卖掉的。当时，可说是说客盈门，父亲的心动了，就买下了较大的黄泥田、牛角田。土改时，他买回的田地不仅没动，而且还给我家新分了一大湾的土地，结果被划定为中农，等于是花钱买了个中农成份。他把曾祖父、祖父及他本人买卖田地的10份红白契约还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他逝世后才在墙洞被发现。我把这些契约拍成照片，写成《三代人的土地契约情结》一文，发表在《四川档案》杂志上。　　

　　　　　　　　　　父亲与生产

父亲在家除了洗衣、煮饭从不做外，修房造层、打石砌墙、耕田耙地、饲养家禽等活都做。对农活，他是样样熟练、门门精通，可说是农业种植方面的行家里手。因他见多识广，号召力强，且具有领导能力，长期担任着生产队队长。刚解放时，他当过查粮评产的评议员。从合作社开始，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他曾三次当选为生产队队长。他当队长，一心为公，全身投入到领导、指挥、安排全队的生产上，从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在农业生产方面，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者，而是先进技术的执行者、推广者。比如，1953年起县上要求水稻实行新式秧田育秧，少株密植；玉米推行单株密植，人工授粉；棉花单株密植及小麦条播等种植技术，他都全部照办。后来，上面又推行“粪包秧”、“罐罐秧”及红苕、南瓜等高产新式种植法，他也不讲条件地接受，加以推广。遇上夜里下暴雨，他则披着蓑衣为秧田放水，以防田埂被大水冲毁。正是这些表现，其先进事迹还上过《南江报》。1959年3月，公社在元坝子搞丰产片，他为负责人之一，不回家吃住全身心地泡在丰产片内。丰产片撤销，又回到生产队任队长，直至1964年的“四清运动”。

　　　　　　　　　　　父亲与教育

父亲是个文盲，怎么会与教育挂上钩呢？正是因为不识字，他深深地懂得教育的重要。解放前，我家附近山上有座高高耸立的寺庙叫“白云庵”。里面除了无数高大威严的菩萨，还住着一位名叫钟绪恢的私塾老师。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送去读私塾了。钟先生身边有一个比我长一两岁的儿子叫钟继极，为了让我多受点老师的熏陶，索性让我晚上与老师父子同睡一床。记得他们的便桶，就是门后半人高的大竹筒。一次，我也学着老师父子把尿便入竹筒内，因人矮筒高把竹筒扳倒了，筒内的尿全到在了室内地上，不仅受到训斥还挨了一顿打。此后，我便回家去住了。

在私塾，主要读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回到家里，晚上睡在紧靠父床的另张床上，父亲要我背给他听。那时，我还真的下了功夫，不仅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还真的倒背如流。解放后，我继续读小学，学校还是在那座寺庙里。父亲与历任小学校长的关系都很好，连续三位小学校长都是在我家搭伙吃饭。首任校长石沛先调走时，他还用毛驴将其行李运送到新的单位。

1954年乐坝乡要拆掉寺庙，重新选址建设新的乐坝小学。由他担任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新校址要占用雷开炳的田地，为了说服雷家让出田土建校，他三番五次地去做工作，费尽了口舌和精力。建校所需石方和木料，全是由他亲自规划、挑选。为买木料他数次上南山，几乎跑遍了整个南山有树木的地方。可说，没有我父亲，就没有现在的乐坝镇希望小学。我在1954年初小毕业，就到旺苍县金溪乡小学读高小了。我虽没在父亲一手建立的小学读过书，但我后来考上了大学，算是从该校走出的第一名大学生，也带动了不少的后来者。不用说，这里也有父亲重视教育的一份功劳。

　　　　　　　　　　　父亲与文革

一九六四年的小“四清”开始，我家被划为“新上中农”（“1979年落实党的政策作了纠正”），父亲的生产队长也被撤职，成了所谓的“四清下台干部”。“文革”开始后，父亲就成了队里的“走资派”，是生产队里一“仇家”伙同一帮罗姓青年造反派的重点批斗对象。因乐坝的向罗二姓同字派，这些人还尽是父亲的侄、孙辈。

所谓“仇家”，还得从1936年说起。当年我们大房的向德炳死，留下岳氏及田产，同为大房的我祖父与三房的向德书（端公）都想承门顶户，因矛盾而发生打架并打伤向德书的事，这事经祠堂族会调解早过去了。解放后，两家都相安无事，两位老人都在1962年前后去世。文革开始后，是向德书的大孙子要报仇，把隔辈人的恩怨全发泄在我父亲身上。

他们把我父亲说成“红军叛徒”、生产队“走资派”，戴上高帽子押起游生产队。还给他戴上硕大的圆木“类墩子”（音），因中间有个大孔，从头顶往脖颈上套时（相当于带枷锁），刮到了鼻子，鲜血直流，红遍了整个颈项，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收手。其手段可说是残忍到了极点。我父亲还真是硬气，后来我听他说：“不管他们怎样斗我，我是虎死不倒威。”也可能是天意，文革中整我父亲最凶的人，都先我父亲而去，不到六十就被阎王爷收走了。

　　　　　　　　　　父亲与动物

父亲一生饲养过不少动物。他最喜爱的动物，当首推马了。他特别喜爱马，应是从当红军战士开始的。那时，组织上给他配备的马，他骑着常跑罗家坝、沙河子和长池坝。主要是为驻扎在罗家坝的219团团部与73师师部进行通讯联络。

解放后，他曾两次饲养过骡马。第一次，是匹骡子，虽然个头高大，但性情温顺，我们都敢随便摸它，也曾牵着去放养。可能是嫌它不够威猛野性，喂了不久就把它换掉了。换成了一匹真正的大黑马，耸立着高高的马鬃，拖着长长的马尾，还不时地喷着鼻响，我们小孩子都不敢接近它。它皮毛油光水滑，父亲很是喜爱，也由他一人饲养。在我们那一带农村，农民农家喂养马匹，可说这是绝无二家而为我家独有的事。父亲年近八十，我带他到灌县去旅游，让他骑在人牵的马上照了一张像，他也爱不释手，算是对他爱马一生的纪念。

父亲饲养的第二类动物，就是牛了。牛是农民的宝贝，耕田犁地全靠它。一户农家有无耕牛，是这户农家殷实与否的重要标致。记得我三岁时，父亲带着我去放过一头黄牛。他叫我看好牛，不要让牛到麦地就行，他要上街去一会儿。等他赶场回来，牛把一块地里的麦子全吃光了。把我一阵痛打，打完又爱抚地把我拢在怀里。毕竟我太小了，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至此以后，父亲就不再养黄牛，只养水牛了。他买回的第一头水牛，是怀了孕的老牛。我见他带着香蜡虔纸到周家河梁梁上去敬天，让天老爷保佑这头老水牛生个小母牛，结果竟真的是如愿以偿。他对牛照顾得很周到，平时我们放牛回来，每晚必问给牛喝足水、添料了没有。如果没有喝水添料，那怕是半夜他也要去补上。农忙耕田时，不仅要给牛吃饱青草，而且还要给牛加泡黄豆。到了老年，父亲就以养牛为主了。他买条小牛养，养大了卖掉攒点钱；再买小牛，如此循环下去。他对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卖牛是要选主人家的，只卖给忠厚老实的农家，过段时间还要去买家看他养过的牛长得如何，决不卖给牛贩子，并终生不吃牛肉。

父亲还养过羊，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只。我还知道，他曾送过一只小羊给罗姓贫困青年。他曾养过一只大白羊，因为又大又老，不忍心杀又不得不杀。于是在杀它时，我见他又点上香蜡虔纸去敬天。估计是对这只大老白羊有敬畏之心，不忍心杀生，所以敬完了天地才来杀它。

除家畜外，在家禽方面他还养过鸭子。一养就是几十只到百把只，主要是赶到名叫周家河的小河里放养。我家处在山窝的大四合院内，住有六七户人家，我家正好是处在坐北朝南的一方。右边有一道山梁，要把鸭子先赶上山梁，才能下到小河里。那段小河是个U字型，周围因无人家就不去管它们了，天黑前才去赶回。早出晚归，早上在鸭圈能捡很多鸭蛋，傍晚时在小河里也能捡到不少鸭蛋。

俱往矣！父亲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为缔造、建设新中国作过贡献，是人民共和国的添砖加瓦者。在他的身上也有闪光点，也有值得我们回味纪念的地方。他精明能干，在生产生活方面，用今天的话说，也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就定格于上述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