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刻画了一群忠肝义胆、为情义舍生忘死的民间义士形象，不过略为遗憾的是，黎明塑造的刘郁白这个角色还不够丰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剧透，慎入）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历来解释不一，特别是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到底是何含义，更是聚讼纷纭。有一种解释最为流行，也即无论“去”与“留”、“生”与“死”，都是巍巍如昆仑的大义凛然的抉择。这或许也不是谭嗣同的本义，但我以为，这样的解释，却很适用于解读《十月围城》的内涵。

《十月围城》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一群无名英雄的壮烈牺牲。影片提供的假想故事是，为了保护孙中山的安全，革命党召集了一批挺身而出的民间义士，他们奋不顾身地与朝廷鹰犬厮杀揪斗，最终掩护孙中山成功部署起义计划，并安然脱险，而他们却与凶狠的敌人玉石俱焚。从故事看，几乎完全是谭嗣同诗的生动演绎：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一代伟人，为革命大业计，他必须“留”；而王柏杰饰演的少爷以及甄子丹、黎明饰演的沈重阳、刘郁白等一帮义士，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执行掩护任务，也即必须“去”。唯有义士们临危不惧地“去”，才能让孙中山安然无恙地“留”。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同样也是无可奈何的决定。影片片尾打出一行行各地相继起义乃至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无疑表明这都是义士们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成果，因此他们的牺牲不是无谓的白白牺牲，而是有价值的重若泰山的牺牲，“去”与“留”的意义由此得到了一致的体现。

有意味的是，除了梁家辉饰演的陈少白（历史上真有其人，新闻史上重要的报人）、王学圻饰演的李玉堂、王柏杰饰演的李重光寥寥几人外，参与保护行动的义士多半不知道自己要保卫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也不清楚他们的壮举将会对历史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他们或是为了挽回亲情，或是为了报恩，或是为了复仇，或是为了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就二话不说地走上了不归路，但都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中国人信守承诺的忠义精神，这实质上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侠义精神的表现。而他们混迹于芸芸众生的市井小民身份，如赌徒、车夫、乞丐、卖臭豆腐的流落僧人、戏班女等，与身怀绝技的反差，则验证了“大隐隐于市”这个朴素真理，说明民间卧虎藏龙，更重要的是他们忠肝义胆，一言九鼎，对承诺的事即便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我以为，这些义士身上所反映的草根精神——坚毅、勇敢、信义、忠诚与牺牲精神，正是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源泉所在；而浓墨重彩地讴歌小人物的美德、力量与悲壮，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色与情怀。

殊为难得的是，虽然影片重心落在民间义士的刻画上，但陈少白这样的执著忘我的革命党兼报人、李玉堂这样的急公好义的商人、李重阳这样的热血富家少爷、曾志伟饰演的外冷内热的警察司长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片中出场的十多个重要角色几乎个个都有血有肉，有棱有角，较有个性和区隔性，在两个多小时的银幕时间里，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十月围城》在群像塑造上显然是成功的。即便只有寥寥几场戏且多以背影出场的孙中山，观众也能通过他的旁白和他放弃与母亲相见等情节，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感人而伟大的人格魅力。可见此片编导人物刻画的功底的确非同一般，至少是他们是花了心血在经营这部电影。

事实上，影片所构造的是一个不同阶层的义士联合对抗朝廷鹰犬的故事，也即包括知识分子、商人、学生、车夫、乞丐、巡捕、小贩等不同社会阶层在内的群体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正派，套用《镜花缘》中的话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一不有”。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未必能够认识到保护行动本身的意义（甚至动机是出于报恩或报仇），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不做亡国奴”、“我是中国人”这样的爱国精神感召下奋起反抗。以往的香港电影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些许身份不明的困惑，《十月围城》所抱持的态度与此已经大相径庭，片中人物对自身的国族归属毫不含糊。当李重阳热泪盈眶地喊出“不做亡国奴”时，这部电影所流露的情怀再明显不过地“皈依”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