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时代》：告别缺钙的时代

文/黄文杰

我个人感觉，在杨德昌不多的七部半作品中，此片最直接地表明了杨氏对于现代都会中的伦理失序、道德滑坡与精神危机等诸种社会弊病的看法。或许英文片名更便于我们解读影片内涵——A Confucian Confusion，亦即“儒者的困惑”，也即是说，即便孔子回到今天的台北，也会因他身体力行并留下的那一套为人处世准则被完全破坏、抛弃而惶惑不安。言下之意，摆明是讲儒家伦理传统与现代都市的冲突，前者在后者环境中的失落、崩塌。

果戈理曾这样谈他自己的《钦差大臣》：“没有人在我的喜剧中找到可敬的人。”用来评价《独立时代》亦很贴切。本片演绎的是杨德昌所谓“神经喜剧”，全片并无传统的正反派角色区分，而只有蝇营狗苟、身心疲惫、神经近于崩溃的人，他们在为事业、爱情、友情或亲情苦恼、钻营，也为了贪欲或色欲而勾心斗角、曲意逢迎、两面三刀、猜疑嫉妒，除了完美的永远堆着酒窝微笑的琪琪，谁也不比谁高尚。开片引用孔子与子路“适卫”的对话，以及指称两千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的现实，引出如何拯救“富”起来的都市中人的心灵的问题。看着片中那些明显属于中产以上阶层的人们是如此的寂寞、空虚、无聊、伪装、心烦意乱，就会明白在当代都会物质丰富与衣冠楚楚、流光溢彩的表象下，掩藏不住世人心灵世界的空洞与荒凉，以及精神紧张与焦虑。

此片最令我震惊的是构建了一个复杂、头绪纷繁的人际网络，虽然人数不过十来个，但在“正常”的同学、同事、朋友等“明”的关系下面，“暗”藏了算计、挖墙角、相互勾引、利用、背叛等等见不得人的“不正常”勾当。特别是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没有哪一对是纯粹分明的，每人都同时脚踩了两只甚至多只船，暧昧混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比如小凤几乎勾搭了片中出场的所有男人，Mally与好友琪琪的男友小明上床。对于官场、情场、商场、政治、娱乐、文艺界的阴暗面，乃至“幸福甜蜜的”电视节目的麻痹作用和粉饰作用等都尽情嘲讽、挖苦、揭露、批判。影片还借片中人物的对白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种“不正常“的暗流，才是生活本来的“常态”，也即是说，败坏的伦理、紊乱的道德秩序与不古的人心，是必须面对的普遍事实，难怪会令再世的孔子“贪生怕死”，因为死了还要转世投胎到这个世上，又要面对这些不忍卒睹的乏味、庸俗、病态的人生，与其轮回面对，不如不死。《独立时代》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只是杨德昌加强了人生的戏剧化，集中而夸张地呈现种种人群症候与曝光并放大阴暗心理，因而人物言行及其相互关系难免看来怪诞、荒谬，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超现实的预言式的黑色嘲讽意味。此片像一副描摹众生丑态、病态的浮世图，也像一面嘻笑怒骂的哈哈镜，令作为观者的我们，一方面觉得匪夷所思哭笑不得，一方面恰也如醍醐灌顶被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这里要谈到的是杨德昌的创作心态问题。杨德昌的电影语言客观而冷静，所描述的世道人心也常常礼崩乐坏，令人目瞪口呆、垂头丧气，不过并不可据此认为他悲观，以为他对自己镜头下的人物没有感情。从《独立时代》与后来的《麻将》的结尾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然。这两部电影最后都成全了一对曾经迷失的男女，最后关头让他们找到对方，相拥在一起。这不是巧合，而是杨德昌始终对人性充满期待，他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独立时代》中如同圣人、智者一样的“姐夫”，不也高声宣称他的“悲剧时代到此为止”，将要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么？虽然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在片中没有听到“姐夫”对它的命名，但从他的心态转换和结尾可以判断，虽然这个混沌世界令善良单纯的人们已经看不懂，但我们还是要重新鼓起希望，坚强面对现实，去努力开创一个在假恶丑中细心发现真善美的新时代。

又或者我们不妨这样猜测，片中“姐夫”没有命名的这个新时代，会不会就是片名所揭示的“独立时代”呢？“独立”在本片的剧情意义，直接指涉的是两位同学关系的女主角Mally与琪琪要求事业独立。她们自认为这个时代做文化事业“最有理想”、“最有前途”，决心不依附男性，希望靠着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做出成绩。可惜事与愿违，“文化事业”显然在这个时代走向了穷途末路，她们的公司亏损严重，业绩一塌糊涂，“很有个性的”Mally最后不得不让未婚夫收回公司所有权，自甘跌落到两大财团为了利益需要设计的婚姻陷阱里去。很明显，Mally与琪琪身为女性要求“独立”在本片中是没有出路的，最终还是要向男权与父权妥协，乖顺地屈服于它们的掌控。至于Mally的姐姐，貌似是女强人，制作主持的情感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在杨德昌的眼里，她和她的节目事实上是在为世风日下的男权社会粉饰太平，她的节目越成功，表明这个社会空虚、寂寞、无聊、需要心灵安慰的人越多，这实际上仍是一个整体性悲哀。另一位出场较多的女角小凤更不用说，她是典型的丧失主动权、争取权的柔弱女性代表，为了找到工作和人身依附，她几乎色诱了片中出场的所有男角，看上去是一种自轻自贱的行为，却也反证这种女性的无力与可怜。

本片对于女性角色性格及命运的描写或许会让女权主义者不满，但杨德昌并不薄此厚彼，因为本片出场的男角也都充满了道德缺陷和个性缺点而不讨人喜欢，其中尤以Larry和阿King令人生厌。这两人是存在雇佣关系的一对主仆，阿King身为富家少爷，事事依赖Larry，全无主见，包括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也要Larry出主意；而Layy又馊点子特多，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口声声说处处为阿King着想，背地里却纠缠阿King的未婚妻Mally，还声称是阿King离不开他，否则他早就另谋高就，实则他自己也在与阿King长期的狼狈为奸过程中，对后者已经难分难舍，他同样丧失了人格，成为彻底的“奴才”。Larry和阿King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很滑稽而带有喜剧效果的，说明男人在这个社会中也变异得失去了男人味，没有主心骨，没有尊严，软弱，缺乏安全感，因而无法“独立”，必须相互勾结，才能继续苟活。

所以不难看出，本片中的男女其实多像患了“软骨症”，无法自己站立前行，都面临“独立”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独立”，是因为本身太寂寞，而他们又害怕孤独，因此得相互依靠，相互取暖。原因说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正常的人际关系已被扭曲（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秩序全面瓦解），因为社会充满了算计、猜忌、攻讦与阴谋，人人又如受害妄想症患者，否则不会活得如此柔弱、心虚而胆战心惊。再回过头来看本片所流露的性别意识，就很有意思。我们会发现，Mally须臾不可离开琪琪，一旦两人的关系被旁人（小明）挑拨，Mally便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加上影片末段对她们俩在办公室冰释前嫌、和好如初的戏分进行了亲昵暧昧的描写，以及Mally经常的中性干练打扮，不得不让我们将她们俩与同性恋作隐讳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于沆瀣一气、臭味相投的Larry和阿King，我们似也可作如是观。

总之，此片人物性别暧昧，个性不明，软弱无力又多愁善感、郁闷烦躁，站在编导的立场并结合中文片名来理解，我们当可觉得此片不仅嘲讽、揶揄了这种种病态的怪现象，也寄寓了杨德昌希望世人（不论男女）活得更正直、更有力量、更有骨气的期待。片尾“姐夫”说“悲剧时代到此为止”，也等于宣告人们当告别灰心失望的缺钙时代，摆脱复杂、阴险、丑恶的人际漩涡，走出不可自拔的痛苦泥潭，以乐观、坚定的信念去迎接未来。虽然此片拍摄于十几年前，以台北为背景，但对当下大陆的都会文化与道德崩盘现状，同样很有警醒价值。此片无疑是一则伟大而永不过时的寓言，它所揭批的经济富裕而精神贫瘠、心灵缺钙问题，值得每一个当下都市中人深思与反省。

跟很多艺术片较为沉闷、话语不多不同，杨德昌的人物总是大讲台词，絮絮叨叨，神经质，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甚至充满哲理性以及自以为洞明世事的经验之谈。他的人物好像个个都有很多话要向别人倾诉，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尊重，却因为彼此间的不信任、不耐烦，而无法得到正常舒畅的沟通与交流。人们之间始终是隔膜重重，误会不断。台词，因此成为杨德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暴露他们的精神衰弱与人生观的重要载体；也因为这些台词的直白、精辟，常常成为传达杨德昌自己创作意念的传声筒。这可算是杨德昌作品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在台湾另一位与他比肩的新电影领袖侯孝贤的作品中，主要体会的是意境与氛围，台词通常是简约、含蓄而散淡的；而看杨德昌电影，品味那些长篇累牍的台词，玩味台词背后的意蕴，已经是很令人着迷甚至妙不可言的事情。

《独立时代》尤为完美地体现了杨德昌缜密精确的编导思维。影片前四分之三的部分集中讲发生在两天内的事情，场景转换严密频繁，角色如走马灯一样轮流搭配却又有条不紊，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又滴水不漏，加之大段台词与中近景镜头，就像上演一出剧情严丝密缝丝丝入扣的舞台剧，充分证明杨德昌细致入微而又游刃有余的编导、调度功底。我们很自然地会把这种风格跟杨德昌的工科背景联系起来。同样与侯孝贤比较，打个比方，如果说侯孝贤作品通常是写意的水墨画，杨德昌的作品则像精雕细琢的工笔画；一个偏于感性，一个偏于理性；相同的则是他们的电影都弥漫着说不出的对人世的感伤与深情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