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李松散文集《一个人在路上》(2013年,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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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松
暧昧,查汉语辞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关系)不明朗。“暧昧”对人的吸引力,在于它能为无数个诱惑解构,因为在那里驻足的一定是属于永远美好且无法企及的心思,或是一种永远存在,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以前我一直认为,最能涵盖“暧昧”所有特征的东西,应该是“旗袍文化”,因为我们可以心旌荡漾地想象这一幕:在一条戴望舒描写的小巷里,走过一个女子,尽管她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着的织锦缎旗袍让我们可以下一个确切的定论,并使我们的视线无可奈何地聚焦在它的高衩处,并且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那脱颖而出的两条丰润、纤细的长腿所吸引。今天不少旗袍正将自己的分衩提升到一个危险的高度,它使女人的某种自然属性得以暧昧地强调,让一种肉欲的气息弥漫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可以说,高衩旗袍正发出着一种危险的信号,诉求着暧昧的性感、露骨的妖媚,诉求着让人灵魂出窍的美妙欲望。
这种充满暗示的暧昧,随着旗袍在我们周围美幻美伦地淡去,想象起来也就那么模糊了。“暧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已经充斥了我们的视线和听觉,并且时时强奸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内心深处重新理解暧昧,并且感受暧昧给我的冲击和震撼了。
2002
年,在众媒体的反复影射、暗示之下,和赖昌星关系暧昧的“某歌星”的大名已经呼之欲出。按常人的思维,人们都以为此时的她一定在说话、做事方面更低调。但她不同凡响,还不断地通过某大电视台“辟谣”,后来还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在一家京城的报上厚脸皮地大谈“公民道德教育”……面对能量如此巨大的“某歌星”,舆论在暧昧的裙衫后透出美丽的轮廓,暗示将要掀开纱罩,但始终云山雾海充满猜疑和谎言。众媒体出于生存的“智慧”,只能采用猜测、暧昧、混沌的方式构成我们身边特殊的舆论生态,在一片心照不宣的暧昧之中,求得自己的存在。
此时,我才真正感到,我们已经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暧昧的年代!
暧昧的年代,我们无法用暧昧的态度面对一切,这就是痛苦的源泉之一。梳理暧昧,会使我们活得更加理智。我在王府井附近上班,每天从王府井大街穿过,经过长安街回家,都能看见有人叫卖窃听器,叫卖的地段也从以前主要集中在霞公府街南侧至长安街路段,开始向北延伸到霞公府街北侧的一些商场门口,向南已经迈向了地铁出入口的长安街地下通道。商贩中有青年人、中年人,还有两鬓白发的老太太。在叫卖者中,依然以女性居多,包里的样品也多,开价20
元一个。叫卖者从容镇定,毫不躲闪,大有堂而皇之地挤进步行街占领王府井之势。不过他们叫卖声很暧昧,只说“窃、窃、窃……”,都知道他们卖什么,大家宣照不宣而已。在公主坟的天桥上,有些人用喷枪留下一些手机号,旁边简单地写着一个字:办。老百姓谁都知道,这是办假证。但我们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他们看不懂?这就是暧昧的功能,它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把具体的东西模糊,可以把模糊的东西具体化。
北京是禁放鞭炮的城市,但去年年底走在街上,某些地点,鸣放时间十几、二十多分钟没人管,表明在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完全是一种默许态度。在禁放问题上,如果说有什么最可怕,就是这种对违法行为不“是”,也不说“不是”的暧昧,它使法律形同虚设,是对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等原则的否定和讽刺。所以,对于政府而言,无论是修改或废止禁放法律,干脆让百姓放个痛快;或认为禁放正确从而加大对违法燃放者的处理。唯独暧昧的做法,不可取。
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充满暧昧的载体。
让我们看看那则某某口香糖的电视广告:先是一位表情慵懒、衣着性感的外国美女依偎在床上,挑逗地对着观众说:“我觉得还不够耶!”再是一位英俊的外国男士一边发动着摩托车一边说:“我希望我能更有力!”然后在一间酒吧里,一位女士和几位男士在一起,女士浮想联翩:“我需要更多……”最后,某某口香糖突然出现,画外音高喊着:“某某让你一浪接一浪!”画面和配音的剪接十分暧昧。
这个年代在理直气壮地暧昧。这个暧昧的年代还造就出暧昧的网络,暧昧的我们也接受着网络的暧昧。走在北京中关村的大街上,沿街色彩斑斓的广告栏,上面爬满“有趣”、“含蓄”的广告。赫然呐喊:“让我们一起把它搞大!”也许,谁都会记得它,记得这个潜台词里倡导“一起搞”的网站。说到“搞”,必提“上”。从人人都上某某网,到“上我一次、终身难忘”……一时间,“上”风吹遍大江南北,“搞”劲鼓足长城内外。
在暧昧的年代,暧昧的空气能让人自由地想象,自渎般地快乐。由此,一切明朗的东西都将是对聪明人的讽刺。从现在开始,我将对明朗的东西多些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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