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李松散文集《一个人在路上》（2013年，华夏出版社） 当当、淘宝等网站及全国书店热销

文/李松

   北京雪后的日子，寒冷得透骨，休假在家，什么地方也不想去。我坐在书桌前，边看书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热茶。整个屋里就我一人，我的思绪在文字中断断续续地游荡。窗外走过的人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踏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同打雪战的孩子们的欢笑声掺和在一起，使偌大的院子一大早就沉浸在一种沸腾的气氛中。我想，在大雪的净化下，现在整个北京肯定显得天高地远……
    这时，有脚步声在我的门口停下，随后传来“嘟……嘟……嘟……”的敲门声，节奏优雅而迟疑。我不禁奇怪，到北京后，除了房东每月固定时间来收房费，还没人来敲过我的门。现在离收房费的时间还早呢，再说，房东一般是老远就把破锣嗓里的声音送到我的耳膜，隔两三分钟才来敲我的门，而且总是把门敲得烂响，架势犹如鬼子进村。然而，今天是谁呢？
    开了门，我惊呼起来。站在门口的是三年未见的朋友舒娟，身后跟着她的男友杨柳。四年前我就和舒娟认识了。那时她二十五岁，和我同在云南的一所大学教书。那时我除了教书，就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度日。因为我们都是学中文的，所以有很多话能聊在一起。有时为一个文学上的观点，我们往往会争得面红耳赤。可能是因为学校所处位置太闭塞太压抑的缘故，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流浪。我认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有几次，我曾和她说我准备辞职到北京或广州发展。每当这时，她就说好呀，接着会很认真地帮我憧憬那种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浪漫生活，感觉好像自己已经成为流浪中的主角了。
    1999 年8 月，我实在忍受不了云南那种死水般的教书生活，终于从人们悲悯和不解的目光中逃跑了，抛弃了铁饭碗，离开那座城市，只身来到遥远且陌生的北京。我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在这里获取什么，只是一心想流浪远方，远离旧时的自我，以崭新的心情，自由地生活在他乡的阳光和风雨里。那时舒娟与杨柳正在恋爱，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杨柳是云南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学校教书的，不到一年，就和舒娟双双坠入情网，无比甜蜜的样子，煞是令人羡慕。因为没共同语言，我和杨柳也就没太多来往。舒娟一直不相信我会真的辞职，记得在我和他俩告辞的时候，舒娟反复问了好几次：“你真的辞职了？”
    到北京后，我和舒娟联系过几次，后来由于各自都繁忙，就失去了联系。三年未见，想不到他们居然跑到北京来了。

    我抱怨道：“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呀？”
    “打电话到你单位，听说你这段时间休假，就没给你家里打电话了。你的住址都是你同事告诉我的，不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舒娟说。
    舒娟告诉我，说杨柳已经辞职，也准备到北京闯荡。而她这次和杨柳一起到北京，也是想利用寒假这段时间看看情况，如果顺利找到工作的话，也想辞职，不想再回云南了。
    “没搞错吧？”这次轮到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后来看了杨柳的辞职证明，才相信他们根本没开玩笑。
    舒娟告诉我，在还没到之前，就已经托同学在航天桥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每月房租一千五百元。“真够腐败啊！”我不禁惊叫。杨柳无奈地说：“已经一次性付三月的房租了。那里条件还可以，就是房租太贵，因为是同学帮找的，就抹不下面子。等租期满了再重新找便宜一些的，刚到北京也不想那么奢侈啊。”
    “找到工作了吗？”我急切地问。
    舒娟显得很忧虑：“我们已经到北京半月了。一来就为生计四处奔波，也没和你联系。杨柳已经面试过几次，都没聘上。我也想找一家报社做编辑或记者，不然我们带来的积蓄不够折腾多长时间。”
    走的时候，我让他们各自留下一份求职简历，有机会的时候也想帮他们一把。于是，我开始托朋友、上网查询、报上看招聘广告……
    一周后，舒娟打电话来，说她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报社，不过没有底薪，主要是靠稿费和拉广告拿提成，反正现在也没其它什么好去处，先干着吧。末了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老板想写报告文学。我知道这是另外一种广告。接着我便和我认识的一些老板联系，最后有一个老板说，他正在生产一种绿色蔬菜，过两个月就上市，刚好想宣传一下，让舒娟下月和他联系。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舒娟，她很高兴，说事情办成了请我吃饭。要挂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杨柳还在继续找工作，也没合适的，而且心情越来越糟糕，脾气也越来越坏，有时还和她吵架……我只好安慰她几句，也没太多在意。又过了三周左右。一天，我正在上班，电话响了，是杨柳的。他让我下班有空的话到他们那里一下，说他和舒娟吵架了，我是舒娟在北京唯一的朋友，让我去劝劝舒娟。
    我们相约在中央电视塔附近一个避静的饭馆见面。杨柳和舒娟，已经完全没有刚刚见面那天意气风发的样子。此时，我才知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了。吵架的主要原因是舒娟的寒假马上就过完，在回去不回去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两杯酒下肚，杨柳满面愁容地说：“想不到在北京这么难发展，都来将近两个月了，还没找到工作。舒娟是找到了，可工作又不尽人意，如果两个人都在北京漂泊，这种生存压力太大，我实在受不了。所以我想让她先回去，等我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再说，可她就是不回去，这样矛盾就出来了。”
    “我也知道这样在北京压力很大。”舒娟眼睛红红的，口气显得极为沮丧：“杨柳走后，单位也有人在猜测我早晚会辞职。可是一到北京，我发现根本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不但竞争压力大，而且生活成本高。以前想象的那种流浪生活，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在静静地听，无言以对。
    “所以我想与学校说说，让杨柳再回去，你说可以吗？”舒娟把求援的目光转向我，“按目前这种情况，我根本不可能辞职，也不想辞职。可是，杨柳又不愿意回去，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杨柳好像显得异常激动：“以前我根本就不想到北京，不都是你怂恿我辞职，才有今天的结果吗？现在即使单位同意我回去，我也放不下脸回去。我决定辞职的那时，就想过不管混得怎么样，也不可能有回头路走……”
我理解杨柳的感受，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男人的面子，这时会成为不回去的最好理由。这点，舒娟体会不到。
    那晚，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杨柳一脸憔悴一身狼狈，舒娟低声哭啼六神无主，他们所有的相互抱怨，让我如坠云雾。人们都说北京是座雍容华贵的城市。这点在我走出北京西客站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北京是一座有沉厚积淀的千年古城，它的雍容华贵是它的历史感所带来的。但是到今天，北京雍容华贵的涵义在强调它建筑与文化的宏大之外，又着重了一点，那就是你凭什么进入它的雍容华贵？第一步，除了有钱，还有什么呢？
    如果现在舒娟很冒昧地辞职到北京，两个人都在北京漂泊，生存压力会极大。在杨柳不可能回去的前提下，那就意味着双方的爱情寿终就寝？最后我还是得表态。于是，我只好含糊地说：“干脆舒娟先回去，等杨柳稳定下来再说吧。”
    舒娟和杨柳沉默了一会，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在送我到车站的时候，杨柳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就没这些情况了。”我认为，这绝对是真理！
    过了两天，舒娟要回云南去了。在车站，她含着泪水对我说：“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和杨柳的感情算完了。实际我和杨柳的感情一直很好，本来打算下半年结婚的。我真后悔，我不应该怂恿他辞职，现在他总以此抱怨我。现在我才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浪漫需要有物质基础，爱情也是需要有物质基础……”
    舒娟就这样走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杨柳给我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了，尽管薪水不高，但解决生计应该没问题。并且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搬离原来那个地方，和另外一个人合租房，这样可以省一些房费。最后留下公司电话，让我有事和他联系。
    没多长时间，舒娟打电话来。在电话里还是哭哭啼啼的，说杨柳最近一直把手机关着，人没个影。“那你打到他公司找他吧。”我说。
    “他找到工作了？”舒娟很惊讶，“他可从来没告诉我呀，我还一直为他担心呢。”
    我为舒娟马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我只好把杨柳公司的电话告诉她，对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又过了一段日子，舒娟给我来电话，口气里充满忧伤和哀怨：“……杨柳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有时工作忙就住在公司里。我有时夜半醒来，打一个电话过去，杨柳那边还在工作。我问他吃饭了没有，杨柳说方便面正泡着呢，让我快睡。我就搁下电话一个人流眼泪。我想，他怎么就少了一份当初的热情和激情呢？难道距离就会造就这么多的鸿沟？有一天，我打电话到他公司，他说这样打电话去公司会影响他的工作，并且他还抱怨你把电话告诉我，当时，我就生气地把电话挂了。后来，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都不接，让前台小姐告诉我说他不在。我大哭了一场，闷头睡了两天。从此，我再也没打电话去，他也从来不打电话来找我了。我们三年的爱情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在我决定回云南那刻我就知道，我把男友搁在北京，要守住他的心，真的很难。感情太靠不住了，
更何况是漂泊北京的感情……”
    舒娟讲完了她的故事，她自始至终都在告诉我，她不会再相信爱情了，曾经的海誓山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我相信，属于杨柳和舒娟两人的关系，又恢复到了以往的陌生。

    每次想起杨柳和舒娟的爱情故事，在酽茶一样浓的惆怅里，我发现北京依然是那么的孤傲！它在明澈着、映照着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一种大美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轻易地相信自己曾经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