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李松散文集《一个人在路上》（2013年，华夏出版社） 当当、淘宝等网站及全国书店热销

文/李松

    车甫，是我家乡云南省红河州一个偏远的哈尼山寨。1996 年，我以教育界一名挂职干部的身份，在这年冬天的某个黄昏来到山寨，被安排住进寨边的村公所。
    第二天清晨，我在田野中的一片空地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活动筋骨，突然寨中飘来一阵朗郎的读书声，经过薄雾过滤后，这声音深深沁入我的耳底，湿润、柔和而充满磁性：“我们——热爱——红太阳——”
    十点左右，我在村支书陪同下去学校。学校位于山寨中的据高点，从一条阴暗、潮湿、肮脏的隧道穿过十多米，然后拾级而上，便到了学校的操场。两幢土木结构的二层教学楼紧紧拥在操场两边，让人觉得异常压抑。
    我仔细地看着这一切，破败的教室、简易的篮球架以及高高飘扬在操场边的国旗，构成了我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村支书领我走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教师。“陈校长，刚下课吧？”接着村支书把我介绍给他。“欢迎！欢迎！”陈校长从孩子们中间走出来，和我热情握手。孩子们见村干部领来个外地汉人，都睁着好奇的怯怯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

    陈校长带我们走进操场边的一幢教学楼，从摇摇晃晃的木梯爬上去，再穿过一条吱吱呀呀响的木板走廊，来到一间约五六平米的屋子。陈校长苦笑着说：“这是一个教师的住处。校舍紧张，我住家里，平时娃娃吵闹，我就到这里备课，实际上就成了我的办公室……”正说着，操场上哨声想起，我从窗外望去，一个男教师正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一下从四处聚来两三百学生，在旗杆前站成齐刷刷的几大排，男老师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唱国歌——降国旗！”在国歌声中，男教师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下落。十二月的山寨，风大而凉，大部分孩子穿得很单薄，有的甚至没有穿鞋子。我定了定神，只见男教师摆了摆手，随着一声欢呼，操场上的孩子一下跑得精光。陈校长边给我们沏茶边说：“我们这地方穷，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0.52 亩，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大部分人家就断粮了，所以只要是青壮年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里的孩子一放学，忙着回去做家务，哪有你们城里孩子享福？”
    陈校长带着我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看，大部分教室墙壁斑斑驳驳，楼板摇摇欲坠，从每间教室出来，我的心都像被一块巨大的铅压着，沉甸甸的。陈校长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这所学校四十年代就建了，那时有几十个学生，现在已经增加到两百多，除解放后翻修过一次外，就再没有扩建过了。校舍和桌椅都很紧张，现在只能是两个人坐的桌子三个人用，可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今年六年级已经无法办下去，只好办到离这里五六公里的乡中学，学生年纪小，走读不方便，去年就有许多学生辍学了，我们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哎！”
    在操场边，陈校长指着一个就要倒塌的厕所说：“本想盖个像样的厕所，可每次凑起来的材料，都应急修校舍去了，只好将就着用了，蹲在里面，大半截身子露在外面，弄得老师们只有晚上天黑才在这里上
厕所……”
    看完校舍，我们穿过一条巷子，走进一间黝黑阴暗的屋子，三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迎接我们，他们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因为家远，学校又没宿舍，只有在这里租农民的屋子住。在这八九平米的小屋里，挤放着三张木床，门后的火塘上，吊着一口铁锅。老师们在做饭，火焰正一个劲地往上窜，锅里滋滋地冒着热气，旁边的一口小锅里正煮着一些土豆片片，透着火光，我看到上面零星地漂着一点点油荤。
    一位老师用手袖反复地为我们擦着凳子，嘴里还歉意地连声说：“嗯，条件就是这样！条件就是这样！”这时进来两个学生，见到我们，只腼腆地笑了笑，往火塘里添了些柴后，便拿着课本出去了。
    陈校长解释说：“这两个学生家很远，就在学校与老师搭伙。”回到村公所，村支书谈及山寨的教育：“解放以来，我们这里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教育上不去，人的素质提不高，我们还会几辈人继续穷下去。我看到乡亲们不能脱贫，心里难受啊！”我突然觉得有些异样，抬头看村支书，他正在揉眼窝。
    以后一连几天，我都起得很早，默默地站在那片空地上，看着山下的雾，沿着一道道峡谷，慢慢卷成一个个云团，一遍一遍裹起山寨，默默地让从田野上飘来的读书声撞击着我的灵魂……
    经过我多次奔波和反映，到次年五月中旬，上级有关部门拨给学校数千元资金和几十套桌椅，这些对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只建一幢最简陋的土木结构教学楼，也还需群众集资大部分。可是那天，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校长时，他却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眼里含着泪，激动得好一会说不出话。
    那天早晨，当我挂职结束离开山寨时，身后的村中又传来孩子们熟悉的读书声音。这充满稚气和希望的声音，在绿茵茵的田野上，飘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