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卖唱者进行一个归纳，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为这么三类：第一类为高级卖唱者。这类卖唱者是很威风的，唱上几首歌就要卷走几万几十万的，大家都叫他们歌唱艺术家或著名歌星。第二类为客串卖唱者。这些人还没名气，但唱歌有些底子，通过人介绍，或钻头觅缝地到处参加商业演出，比如到学校、商场、广场或是酒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人包装他们，使自己向高级卖唱者的行列迈进。第三类为街头的卖唱者。这些人除少部分好脚好手的流浪者外，更多是一些盲人或其他残疾人。他们或为生计奔波，或以歌唱的名义使尽花招赚钱。我在这篇文字里要叙述的就是第三类。

  我最熟悉的街上的卖唱者形象应该是《水浒传》中惹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那个哭哭啼啼的姑娘金翠莲，那是迫不得以傍了暴发户兼地头蛇的受害者，是一个让人同情的角色。进入当今的社会，街上的卖唱者已经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了。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街上的卖唱者。但我一直是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街上的卖唱者，我喜欢他们那种不用雕饰的自然和拙朴，当然这含有一种怜悯和同情的成分。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并不把他们从事的卖唱活动当成进行音乐事业。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卖唱，搀杂着过多的媚俗和乞求，他们以卖唱博取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以便最终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事实证明，对许多的卖唱者，我无法走进他们的生活。
  从去年三月开始，当我每天上午和晚上，枯燥地行走到复兴门的地下通道，我会准时地看见几个卖唱的小伙子。原先我并没有想到这些唱歌的人居然是在卖唱。他们的服饰极为新潮前卫，手里弹着电吉他，嘴上用铁架子支了一只口琴。他们的脸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些二十岁左右的男孩，长长的头发颓废的遮住了半边脸，眼睛里面没有任何的光泽，即使他们旁边走过几个巡逻的武警战士，他们也只是抬起眼睛瞟一下，显得冷冰冰的没有半点生气。他们脚下的吉他套上躺着三三两两的五元或两元的钞票。当我第一次驻足倾听他们充满沧桑感和漂泊感的歌唱，把微薄的人民币郑重地放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向我点一下头以示谢意。我说不清我那时的心态，是施舍还是同情？我想，凭他们的才气，完全可以找一份工作，难道他们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为我留下了太多的悬念。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停下来。有几次，我想蹲下和他们聊聊，但我没有，他们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投入，只要我静静的听一会儿，一天的疲倦就会渐渐散去。可是今天我从那里经过，发现那几个小伙子已经没来卖唱了。而在那个位置卖唱的却的是一个盲女，她一会儿模仿宋祖英的《好日子》，一会儿模仿田震唱《好大一棵树》，竟然模仿得韵味十足。渐渐就围了许多人看热闹，有人喊来一首《山不转水转》，盲女就模仿那英；有人叫来一首《青藏高原》，盲女又成了李娜。围观者鼓掌。正在这时，见盲女已捧起一只半旧的托盘，伸到观者面前。盲女嘴里不停地说“多谢”，腰弯着，仿佛在鞠躬。她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她的歌，也不知道托盘上有多少钱，但她仿佛很满足，脸上笑得很灿烂很快乐的样子。
　　她的歌确实唱得不差，我知道快乐很多时候与金钱无关，跟地位无关。她没有乞求掌声，观众却热烈鼓掌，我身上没有零钱，只有一张10元的，我把钱悄悄放进她的托盘，然后转身便走。走了好几步又想不对，钱放进托盘时，分明看见盲女的青光眼闪烁了一下亮光。难道她看见了？这时我背后，那盲女唱起了《好人一生平安》，我明白这首歌是为我而唱的，真诚又抒情……但是，我有些惶然！
    前一段时间，有几个朋友远道来访。就到露天茶座喝茶聊天，正在兴头上，过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十一二岁，虽然涂脂抹粉装修了门面，但无法掩盖纯真之气。她的肩上背着一把与她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吉它，手里拿着一页写满歌曲目录的纸片。我坚决地说不需要，她便退开了。 不一会又闯过一条不超过十二岁的“汉子”，拎了把吉它，连声道：“叔叔阿姨点首歌吧，捧捧场吧……”任我怎么说，他就是不走。问这么点年纪怎么不上学？他说家里穷，没钱。问多少钱一首？他说5元两首。朋友便说那就两块钱唱一首吧。 

   “汉子”便放开喉咙唱，吉他拨得如弹棉花似的，唱的是《济公》的曲调，歌名却叫《三个老婆》，什么三个老婆不算多，走到哪里哪里都有老婆，乌七八糟的。还没唱完，就被我们打发走了。朋友们便感慨万千，谈及义务教育法、文化市场管理等等。
  此时，一群小女孩还在人群中穿梭，她们身上背着笨重的大吉他，手里拿着点歌单，大都是些情歌，她们逐个向在座的顾客询问是否点歌。当遭到对方拒绝时，她们眼里会不时地流露出些许忧伤和无奈……
  我回过头，发现在我们的邻桌，有一位不到1.2米高的小男孩，也背着一个大吉他，在摇头晃脑地弹唱黄色小调。一群食客围着餐桌，边吃龙虾喝啤酒，边为卖唱的小男孩鼓掌吆喝，他们听了一曲黄色小调还不过瘾，连呼“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当然，并不是所有街上的卖唱者都如此令人感到寒心和困惑，我也曾经见到过最动人的街头演奏。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我下班徒步经过一个广场，看见广场中间站着一个身背手摇风琴的黑发年轻流浪乐师，他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正在摇着一首十分动人的苏联抒情歌曲《莫斯科郊外晚上》。他是为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姑娘伴奏，她约摸有十八、九岁，打扮得像一位天使，乌黑的齐耳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她穿一条白色长裙，肩上披着披肩，戴着手套，头上戴一顶淡黄的草帽。她用街头卖唱的声音演唱那首抒情歌曲，声音有些发抖，然而相当悦耳和富有感染力。此时我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看来很有钱，他把“奔驰”停在路边，也加入到热闹的人群中。 

   “您爱听街头卖唱吗？”我听见他突然问一个和他一起站在摇手摇风琴的乐师身旁的过路行人，那人剪着一个北京流行的“寸板头”，看样子像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那行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吃了一惊：“我爱听。”他接着说，不过看他的神情，却仿佛根本不是在谈街头卖唱：“在寒冷、阴暗、潮湿的冬天晚上，行人的脸色冻得粉红，这时我爱听在手摇风琴伴奏下唱歌，此时潮湿的雪直接从天上飘落下来，那就更好了，您明白吗？”他居然能用一种诗意的语言表述出自己的感受，让我很奇怪。歌声一落，掌声响起，人们纷纷把钱放在卖唱者面前……
  接着，那女孩又唱起《卡秋莎》，还是一首苏联歌曲。除了我，还有十几个人在静静地听，但都远远地站着，恐怕会打扰他们。我看见那个有钱人走近去放下两张百元钞票，但卖唱者没反应，还沉浸在音乐里。我坚信，这一幕是当天北京最美丽的风景。
  我后来把这事讲给一个朋友听。他说：“我到过巴黎和纽约，那里的街头艺人穿着有时可能很旧，但干净整洁，充分显示出对倾听者的尊重，他们常常兀自陶醉在萨克斯管或小提琴的优美旋律里，脚下的帽子里，是路人丢下的零星的钱币。”
    我希望所有街上的卖唱者都能如此，尽管歌声被行人匆匆的脚步声协裹着，但它能给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带来一种尽管有些嘈杂但充满尊严、文明的声音。我想，这也应该是街上卖唱者的一种职业道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