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立宪问题上，首先面临的官制改革被奕劻弄得污秽不堪，但是对立宪的意愿跟光绪帝百日维新时的冷清对比，国人对于新政的狂热完全是天壤之别，时局已不再容许清延拖延，预备立宪公和官员纷纷发动上奏，请求清延及时确定国政，速开国会。
　　在这种情况下，摄政王载沣下旨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的开始筹备谘议局，清延也拟成立资政院，在繁乱而生动的首次投票之中，各省的谘议局议员陆续选定出来，而江苏张謇、奉天吴景濂，湖南谭延闿、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天津等这些商会主席毫无悬念地当选为谘议局议长，商人正式加入参政队伍，自此以绅商为代表的中国的立宪派正式诞生。
　　 光绪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清延先后发布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另一个则是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宣布正式开始预备立宪，这两则消息有如重磅炸弹下来，地方在清延宣布国丧的同时，各省的立宪人员个个偷偷地举行各种欢庆活动，可是狂热之后他们细细一看，载沣仅仅是下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离正式召开国会还有九年的时间，这很明显是清延仍在拖缓进程。
　　在张謇的带领下，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五十五人陆续到达上海，成立“请愿国会代表团”奔赴北京都察院，递上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请求速开国，清延以筹备未周，断然拒绝代表请求，但此时国内的民众的情绪已经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改革和革命完全走上极端不理性的高速铁道，再也由不得清延去冷静考虑任何后果。
　　 次年，各省立宪派代表进行由十七个请愿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再次赴北京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可第二次请愿又以清政府的以“灾情严重，财政困难”拒绝告终。立宪派们不甘失败，请愿团决定成立咨议局联合会，选派专员往各地游说联络除谘议局以外更多的团体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奔走于各省督抚门下，请封疆大吏联名上奏；在请愿团的走动下，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共十八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署的奏折速开国会的请愿又到北京。载沣仍旧继续拖延，于是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之期缩为五年，令各省请愿代表散回各省，旨令一下请愿团和各界民众，群情激愤。
　　在立宪派请愿大潮和革命党暗杀风暴的双重压立下，载沣决定实在不能再行拖延立宪活动，开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这是清延继新政，仿行立宪后的第三次重整官制，这次官制改革中，终于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同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可是新内阁的名单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除徐世昌，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四人为汉人之外，其余全部都是满清贵族。
　　名单一公布，就把满清人把权的意愿给公布到世人面前，立宪派之所以谋划即开国会，目的无非就是使地方各省汉人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载沣首先让满清贵族抓住了海陆军权，现在还要把政权牢牢抓在满人手中，国会即使选举出来，也是在满人内阁的控制之下，立宪的根本，三权独立自然化成泡影，这个皇族内阁的成立把立宪派的热情打到潭底，原来清延的预备立宪纯粹就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可以哄骗社会底层的人民，但对于参政需求强烈的商人们，自然是无法蒙混过去，对清延失望的情绪蔓延到立宪派各人的心中。
　　雪上加霜的不只是满清的人祸，宣统年间不是风调雨顺的年代，中国各地爆发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东三省爆发了鼠疫，西南五省发生了旱灾，蝗灾随即而来，东南各省却爆水灾，长江各省皆被水掩，而山东的黄河也在这时候决口改道，直隶和山东各地颗粒无收，而南海沿岸也是台风肆虐，天灾之下，清延的救灾活动应接不暇，但顾此失彼，各地陆续爆发的抗税，抢米风潮，天灾人祸比庚子年间的灾难规模更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谣言开始在乡村流传，种种的迹象预示着清延溥仪登基时的哭闹和载沣的预言：“别，别哭，快，快，快完了”按照历史的轨迹，天灾的横行预示着更朝换代的时刻即将到来，哪怕乾隆再世，也不法阻止，何况是载沣？更何况，清末那么多属羊的虽然有“清”草吃，还能过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