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继位时只有九岁，宦官开始专政，但当时内阁的“三杨”是五朝元老，久任重臣，他们仍能与宦官抗衡。直至英宗完全信任宦官之后，宦官之首司礼太监王振便藉机弹劾“三杨”，使他们先后被罢黜。

王振是英宗当太子的时候之伴读，英宗即位，才把他升为司礼太监。王振仗着皇帝对他的宠信，压制百官，非常跋扈，由于皇帝年幼，政事全系于他一身，朝中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尽投他的门下。

这时，瓦剌部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对明朝也是虎视眈眈。他们知道王振把持朝政，于是派人暗中贿赂王振，使他不布边防，使边关空虚。有大臣刘球上疏，指出瓦剌的野心，结果反被王振下令说他妖言惑众，将之处死。

不久，瓦剌果然兴兵，边关告急，王振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竟然一口答应亲征，群臣纷纷劝谏均无效。于是，英宗命皇弟郕王留守京师，自己偕同王振统五十万大军前往边关抗敌。

可是由于连日风雨，补给不足，军队纪律又松散，士气低落，还没到大同，粮食已尽，沿途饿死许多士兵。当大军到达大同，得知前线溃败，王振便下令撤退，辗转到了土木堡，瓦剌骑兵却已杀到，明军被困于土木堡，两日没水没食，死伤无数。最后，堡被攻破，英宗也为瓦剌所俘虏。当援军赶到时，得知英宗被俘，将军樊忠勃然大怒，再也无法忍耐，于是一锤把王振击杀，向天怒诉：“我为天下诛此贼。”这一事件，便是“土木之变”。

当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震惊朝堂，大臣们都纷纷主张迁都四川避其锋芒，唯有于谦力排众议，极力主战，郕王终于听于谦等主战大臣之言，升于谦为兵部尚书，由他负责北京保卫战。

果然在不久之后，瓦剌押着英宗一同杀到北京城下，但是于谦已经严密布防，而且他尽诛王振余党，使军民上下一心，加上拥立郕王登位，成为明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安定了人心，也去了瓦剌的威胁。当瓦剌军久攻不下之际，就把英宗押到城下，胁迫明军归顺，于谦便在城上大喊：“社稷为重，君为轻，况且我们已立新君。”拒绝了瓦剌的和谈之约。

诱降不成，瓦剌唯有强攻，结果被齐心协力的京城军民们在彰仪门大败，瓦剌军心动摇。后来于谦乘着风雪交加，引兵伏于德胜门外，并派神机营随后接应，继而派一支骑兵小队诱敌深入，瓦剌军中计，被炮火、火铳一并射击，伏兵乘机杀出，前后夹攻之下，大败瓦剌。双方消磨了五个月，瓦剌眼见无隙可乘，只好放弃，便将英宗送回北京，然后退兵。

可是英宗回京之后，已经当了太上皇，只能幽居南宫。但是，英宗正值盛年，怎堪过这种颓废的日子，他不满于现状，欲夺回帝位，于是便和宦官曹吉祥及其党羽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策划复辟。

在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晚，代宗病危，石亨等率卫兵千余人，毁墙进入南宫，把英宗接出，拥至奉天殿升座。天亮后，百官来朝，徐有贞就当众宣布太上皇复辟，还把刀兵同时亮出，胁迫百官贺喜。由于事出突然，百官都反应不过来，只得在胁迫之下，一同朝贺，重新奉英宗为帝，这一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代宗在后宫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呼几声“好”，随即面壁而卧，几天便死去。可怜这一在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皇帝就这样呜呼哀哉。

而英宗复辟后，下诏废了代宗，还把于谦等人逮捕，欲以谋逆罪名处之，但是当判决书呈到英宗面前，英宗想起于谦之功，有感惭愧，便想放过于谦，但奸臣徐有贞在旁怂恿，说如果不杀于谦，夺门之事便师出无名，英宗为了自己的帝位，便恨下心来，把于谦处死。可怜这位忠勇堪比岳王的一代贤臣就这样被冤杀。

有一名为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功绩，不畏压力，为他收殓遗体，交给于谦的女婿把灵柩运回家乡杭州安葬。于谦就葬在西湖三台山麓，与岳飞祠墓为邻，后人便写了“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之句，以表钦仰。

这一场明王室的悲剧彰显出宫廷斗争的残酷，也是使明朝步向衰亡的第一步。随后，英宗之子继位，是为明宪宗，即成化帝，成化好色，又宠信宦官、方士，使朝廷一片昏暗，进一步把明朝推向衰败的深渊。此时，同样有另一宦官专政，他就是汪直，汪直把东西两厂推向了权力的顶峰，任意谋害朝中大臣，在汪直专政时期，有数十大臣惨遭其害。

直到弘治帝登基之后，才使现状有所改变，任用贤臣，勤于朝政，裁抑宦官，修订律例，提倡节俭爱民，使当时的明朝廷得到一时的安定，史称“弘治中兴”。可惜弘治帝在位仅十八年，接下来的正德帝又再次令到明朝陷入宦官专政的阴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