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研究之最详实的文献

 ——评《方以智全书》

      蒋 国 保

《方以智全书》（黄德宽、诸伟奇主编），于2019年6月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此书两度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早在三十多年前，从那时起，学界、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界之关注明清学术、关注方以智的学者，一直期盼它问世。所以它一问世，学界便给以积极的评价，学者们一致认为，随着这部书的出版，中国哲学史界将很快出现方以智研究热，方以智学术之研究随之将推向新阶段，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媲美船山学的方氏学之建构指日可待。

方以智（1661——1671），是明末清初的博物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学识渊博，学问精深，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音韵、文字、训诂、文学、书法、绘画、哲学诸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他著述勤奋，一生撰写的著述据各种书目记载共一百八十五种（其中有些书名很可能同书异名，而有的书名亦可能只是单篇文章或读书笔记、资料分类汇编性质的文字）。因社会动乱、特别是清廷的“文字狱”，有书目记载之方以智著作，绝大多数已散失，现尚存世的实有其文的方以智著述仅四十二种（包括编著与两件刻幅）。这存世的四十二种著作，虽都可以作为方以智学术研究的文献，但依其主次以及作用大小又可分三类：（一）确凿为方以智亲撰的著作，共三十五种；（二）虽为方以智所写，然非著作而是单篇，共二种，即仅藏于方润轩的《天渊颂》、《雪月梅》这两件刻幅；（三）与方以智关系密切的编著，包括其主编的《青原志略》、《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全书整理者误作《周易图象几表时论合编》），其编的《杖门随集》（杖门指觉浪道盛禅师门下），其参编的《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其倡导而由其弟子编的《浮山志》，共五种。为妥当起见，全书的整理者未将后两类著述收入《方以智全书》，而是计划将它们收入“方以智全书外编”。由此可见，已出版的《方以智全书》，只是整体的方以智研究文献的“内编”（正编），它所收的三十五种方以智著作，囊括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且无争议的方以智著作的全部。整理者力图“对方以智存世著作尽量收全”的愿望，就《方以智全书》内编（正编）来说，已经实现。这也就等于说，《方以智全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方以智学术与生平，提供了最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方以智全书》三百万字，分十册，所收三十五种书中，有二十余种属于三百多年来从未刊行或铅印之手抄本以及罕见的清代刻本，它们之首次出版，更具文化积累传承与学术研究价值。这二十余种珍贵方以智著作，因其直系后裔的尽心尽力地保护才得以存世。1961年，方以智直系第十一代孙方鸿寿老先生，将家藏的方以智著作之珍贵清代刻本与手抄本二十余种，捐献给安徽博物馆（现称安徽博物院）。《方以智全书》所收方以智著作多达三十五种，当感恩方鸿寿老先生，没有他老人家当年无偿捐书之义举，经“文革”之“破四旧”，方以智哪些珍贵的著作可能早已灰飞烟灭，我们今天哪能有幸读之！

《方以智全书》所收的三十五种著作，从内容上分，文集五种：《庐墓考》、《膝寓信笔》、《浮山文集前编》、《浮山文集后编》、《浮山此藏轩别集》；诗（含词）集十七种：《博依集》、《永社十体》、《流离草》、《痒讯》、《瞻旻》、《流离草》、《虞山后集》、《无生呓》、《借庐语》、《鸟道吟》、《信叶》、《建初集》、《合山栾庐占》、《无老约》、《正叶》、《药集》、《禅药府》；小学著作一种：《通雅》（此从整理者，我本人则视《通雅》为方以智博物学著作）、物理学著作一种：《物理小识》；音韵学著作一种：《四韵定本》；医学著作二种：《医学会通》、《内经经络》；禅师语录二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冬灰录》；哲学著作六种：《易余》、《东西均》、《象环寤记》、《性故》、《一贯问答》、《药地炮庄》。这几类著作，再加上首册所收的方以智书画（绘画四幅、书法两幅），足以反映方以智学术渊博之全貌。

《方以智全书》的整理，在学术水平与价值上，可圈可点之处，不是一时、一文所能道尽。在这里，我想重点介绍四点：（1）对方以智存世的部分著作有首次整理之功。这体现在该书有十二种著作乃据手抄本及孤本整理。该书所收三音韵学、医学著作，原先仅有安徽博物馆藏手抄本，它们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方以智音韵学、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文献；而所收十七种诗（含词）集中亦有九种——《无生呓》、《借庐语》、《鸟道吟》、《信叶》、《建初集》、《合山栾庐占》、《五老约》、《正叶》、《药集》——原先亦只有安徽博物馆藏清初刻本，它们的铅印出版，对我们深入了解方以智文学思想提供了便利。其中的《合山栾庐占》尤其值得重视：它虽是方以智庐墓合明山期间诗作之合集，但它的学术价值已不局限于了解方以智本人的文学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视为整个方氏学派的基本文献，因为其中不但收有方以智歌颂亲情、友情、师恩的诗作，还收有方以智歌颂桐城桂林方氏（从方法至方以智父子）功德与学术的四言长诗《慕述》；

（2）对方以智散存的著述有新挖掘。这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将原收于丛书《桐城方氏诗辑》中的《永社十体》、《痒讯》、《瞻旻》、《虞山后集》独立名书，另是将散存的诗文补入有关诗文集，例如将《五位纲宗》补入《冬灰录》（手抄本《冬灰录》夹有《五位纲宗》）、将本属补编的七首诗作并入《流离草》；

（3）在校点、校注的水平上有新提高。这主要有二点体现，一是体例周全，全书有评介撰主生平、著述、学术及其贡献的总说明，每部书均有提要、校点、校注，而且各家校注体例统一；另是对先前已以校点、注释体式出版的方以智著作，特别是李学勤先生标点的《东西均》、冒怀辛先生标点的《通雅》、庞朴先生的《东西均注释》，整理者以“改进标点作为向前行者的致敬”之态度，在校点、校注上“下更大功夫”，提高了校点质量；

（4）对方以智学术思想有新概括。这见于该书的总说明《方以智的生平思想及其著作整理》。作者代表整理者，在该说明中，按“三阶段九时期”来梳理方以智学术思想历程、概括方以智治学方法、归纳方以智思想特征，指出方以智治学以“学（藏悟于学）、立（藏不立文字于文字）、抄（藏智于物）、删（述妙于删）、集（大成贵集）、疑（天地间一疑海）、开（读书必开眼）”为方法，而其思想的显著特征是“藏”：其经世思想可概括为“藏心学于事学”、其文学思想可概括为“藏中于边”或“藏仁于树”、其小学（通雅）思想可概括为“藏通于雅”、其物理学可概括为“藏理于物”或“藏通于质”、其易学可概括为“藏一于二”、其理学思想可概括为“藏陆于朱”，其新儒学可概括为“三教一家”。以上见解与表述，从未见有学者提及，洵成一家之言。

古籍整理，是惠及千秋万代的功业，力求尽善尽美，是整理者至高的心愿，也是整理者不懈努力的目标。本着使《方以智全书》在将来再版时修订得更完善之善意，我想在这里向全书整理者提几点意见，供他们修订时参考。

整理者告诉我，全书的校对，达九次之多，但遗憾的是，仍有误，例如第一册第2页将“槁身”误作“稿身”、第11页将“切磋”误作“切嗟”、第78页将《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误作《周易图象几表时论合编》。此类失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难免，所以我在这里只顺便提一下，不再细说。下面，着重提四点参考意见：（一）《方以智全书》所收三十五种书，在我看来，以其撰著先后排序最为合理，但整理者放弃这种排序，改为按著作性质排序，将哲学类著作排在先，其后依次排音韵、物理、医学、诗文著作，从而使《易余》居首而《禅乐府》殿后。且不说这样的排序，使人看上去一下子难明其头绪，就以该排序自身论，也有可商榷的问题：（1）根据什么标准将同归于诗文类的那二十二种著作排成那样的先后次序；（2）根据什么标准非得将诗集排在文集之前，而不是依惯例将文集排在诗集之前。我想，整理者会回答说：这都是依它们撰著之先后来排序的，因为只有按撰著先后那二十二种才能排出那般先后次序。既然诗文类的二十二种著作是按按其撰著先后排序，那么照例也应该将哲学类的八种（含两种禅师语录）著作按其撰著先后来排序。问题是，要将那八种哲学著作定出写作先后，是很困难的事，需要扎实的考据支持。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尚无考据足以证明《性故》与《一贯问答》定晚于《药地炮庄》、《冬灰录》定晚《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那么整理者那样排序，即于《药地炮庄》后依次排列《性故》、《一贯问答》、《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冬灰录》，因缺乏客观依据，不足取；（二）全书整理者据诸书目记载称方以智著述“共一百九十五种”，其中“已佚一百四十一种，现存五十四种”。这是不准确的，据我的统计，实际只有一百八十种。整理者统计比我的统计多出十种的原因，在于他们未将重复入目的著作剔除。那十种书目是：《九将》、《激楚》、《曼寓草》上中下、《史断》、《史论》、《史疑》（似即收于《曼寓草》中的《史论》第二篇）、《嶺外稿》、《猺峒废稿》、《别路杖影》、《归云阁诗》。其中前八种皆收于《浮山文集前编》；后两种，一收于《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二，一见于《青原志略》卷十一，因此它们都不应该另作为方以智尚存世的著作重复统计。由此我顺便提一句：我认为没有必要不加甄别地汇总诸书目所记载的方以智著述，应该就其记载加以考证、分辨，以确定方以智著述存佚的真实情况，这比完全照诸书目记载介绍方以智有哪些著述更有利于我们研究方以智及其学术；（三）关于《药地炮庄》之始撰、修订、定稿、梓行年代，争议极大，整理者对此争议不置可否，只守“撰于一六五三—— 一六六0年”一己之说。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说得如此笼统，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给整理者自己提出了难题，我们势必因此而追问：将《性故》与《一贯问答》排在《药地炮庄》之后，究竟是根据《炮庄》撰于那二年中的哪一年来定的呢；（四）现已查明，《药地炮庄》尚存四种清代刻本。经研究，学者公认这四种刻本，以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大集堂刻本质量最优、价值最高。对这一点，整理者心知肚明，因为他在提要中提及那几种刻本。但不知何故，他在校点《炮庄》时，却未采用大集堂本为底本，反而采用质量远不如大集堂本之台湾“中研院”所藏王一斋补本，这有违整理者自定的版本选取原则——“尽量选用最好或最恰当的本子作为校点底本”。整理者这样选校点底本，也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客观地讲，这毕竟是遗憾的事情。

古籍整理利万代，求精求善不懈怠。祝愿《方以智全书》修订臻于完美！

作者：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