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和民族同化：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是民族同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想要理解民族同化，首先要理解民族同化和汉化的区别。民族同化是指两个或多个民族逐渐相同的趋势，汉化仅是向汉族转化的趋势，通常出现的改汉姓是向汉化发展，是民族同化不是汉化，因为很多满族、回族同样是用汉姓，但仍不是汉族，只能算民族同化。民族同化的特点还表现在不仅少数民族向汉族趋同，汉族也有向少数民族趋同，汉族也会接受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和语言，现代的汉语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语汇的内容，汉语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产物，中华文化是民族同化的成果。用现代概念：民族同化就是中华民族化，是中国人化的体现。司马氏制定的民族政策和晋朝的民族关系，都体现民族同化在晋朝的发展状况。司马氏在司马昭时代就招抚了兄弟民族八百多万，超过当时中国的汉族总人口，奠定民族同化的基础。司马炎时代的晋朝不像有的朝代限制民族联姻，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在经济上也像现代优待少数民族。司马衷时代鲜卑首领拓跋氏统一蒙古高原，拥兵四十万骑兵，在晋朝进步民族政策的实践感召下，能树碑效忠晋皇，为晋朝守边，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会盟树碑效忠中央政府，受到后世称赞。司马氏皇族本身也开创娶异族女子的先例，司马睿娶鲜卑女子也是中国最早娶异族女子的皇帝，有利于民族团结，首创民族联姻的进步政策。司马氏虽然没有大量对少数民族赐姓，但允许少数民族自愿改用汉姓，这时期的改汉姓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中下层和部分贵族，比后来统治者强制改姓和官方改姓要更广泛自由，改用的姓氏也很多，在《晋书》中少数民族使用的汉姓就有几十个，多数是常用姓氏。晋朝虽然一度是汉民族比例最低，关中的异族数量曾占一半，民族生存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但是都在司马氏领导下渡过危机，各民族多数尊奉晋朝正朔，效忠晋朝，和民族同化发展有重要关系，大量兄弟民族趋同晋人，而晋人也接受兄弟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虽然记载评价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乐，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北方的床具和异族乐器，羌族等烧烤肉食风行，异族的生活习俗和生活用品非常普及，这些也不能都评价是消极作用，很大程度也体现民族同化的状况。民族同化的主要作用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制度言行的统一性，这一民族统一的趋势不仅保留发扬汉族的进步文明，也吸收兄弟民族的进步文明，是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