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对外贸易：晋朝对外交往最著名的是法显周游南亚、东南亚的陆路、航海旅行，他所著作的《佛国记》不仅是佛教经典，也是古代著名地理著作，包含晋朝社会贸易发展的情况。晋朝是商业比较发达的朝代，对边远地区的赋役也是以货币来计算，每户通常三十钱，这也促进了晋朝商业的发展，即使太子和三公都有以经商为务的。晋朝对外的商品贸易主要沿袭过去历朝的丝绸贸易，有的丝绸之路范围更加扩大，到晋朝已经知道从中国东北到欧洲的具体行程，也有大致的距离是五万余里，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准确距离，这条商路应该是鲜卑猗迤西征时开辟的。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很发达，当时晋朝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能生产乘坐两千人的船只，普通商船也能运载数百斛的物资，已经能使用指南舟航海，运送货物到南亚地区。晋朝的贸易产品已经不再仅是丝绸半成品，而是生产具有更高使用价值的成品出口，比如法显在旅行中就见到在斯里兰卡的寺庙中，就有晋朝生产的绢扇被供奉，绢扇属于高级的防暑用品，算是古代南亚热带地区用来消暑的高档消费品，甚至作为礼佛的贡品使用。这一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朝贸易水平已经很高。晋朝和欧洲的贸易主要和罗马帝国，在晋武帝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是奥勒良皇帝，他被称为世界的恢复者，重新统一后罗马帝国实现繁荣发展，晋朝的统一和罗马帝国的和平也确保了两国能有稳定的贸易往来，晋武帝曾经从罗马帝国的商人那里购买三万卷香蜜纸，并且赏赐群臣，尤其是赏赐给杜预很多用来著作。广州牧滕修在广州亲自负责和罗马帝国贸易，尤其重视火浣布等珍宝进口。这表明在晋朝和欧洲已经从早先的朝贡献稀罕物品的关系，发展到日常用品的贸易，甚至是文化用品的贸易。表明商业交往的规模和层次都有很高的发展，晋朝的贸易已经不是单纯从外国获取少量稀有珍宝，而是涉及到生活的普通消费领域，罗马帝国在晋朝的四五世纪有大量的丝绸输入。晋朝和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贸易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从侧面也能体现，这时期的晋人很多迁徙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的文化典籍也是这时期向那里传播，在晋朝时皇族司马氏有迁徙到日本，而且还没有改姓，比如后来作为日本使节出访的司马曹达；晋朝时王仁从百济到日本，带去《论语》等儒家经典，这些活动很多应该也是在贸易的背景下进行的。晋朝时中国的纺织、酿酒、手工业等技术也随着贸易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晋朝是商业相对发达的时期，在现代非洲埃及的考古中，四世纪五世纪晋朝时期的中国丝绸也有出土，可见晋朝时的贸易已经到达非洲。在晋朝由于贸易的关系，交州和广州已经成为商业中心，在晋朝有家境差或财物少的，都希望到那里任职，很容易致富。温放之要求去交州任职就被误解是为了贸易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