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变法时期的禁书：宋朝建国时期的禁书政策主要针对图谶、兵书、奏章等，有的禁书是合理的，比如禁图谶迷信和防止朝廷机密外泄禁奏章书等，有的是愚民，属于不合理，比如禁止兵书，会造成民不知兵的弱国情况。只是到宋神宗时期，严重的党争开始把禁书扩大到政治斗争的对立派系，起因是王安石执政后在官方教育中把自己的著作替代原来的教材，这样自然造成其他学派的不满，变法后期脱离王安石意愿，完全和百姓对立，在元丰五年甚至在京城设立逻卒，监视官吏百姓，有议论朝政的就要问罪，文化和言论专制的风气已经形成，到乌台诗案开始禁止苏轼的诗文，派官吏到司马光家和苏轼交往的各家查抄苏轼诗文，对司马光等众臣治罪，变法派搞文字狱当时甚至有要以死罪问责司马光等人的态度，这是比文字狱还危害严重。司马光在宋哲宗即位后能不计前嫌，对变法派没有报复打击，团结各派复兴国家为主，批评他禁书专制是错误和虚假的。司马光没有禁止任何人发表意见，没有禁言更没有禁书，关于禁止王安石《字说》的情况也不是现代误解的。在司马光去世后，对科举仅用王安石新义录取不满的各派，只是改变了科举录取的内容只用王安石学说和《字说》的状况，没有禁止发行《字说》，所谓的禁《字说》实际讲应该是解禁百家，在元祐二年正月下发的诏书是允许科举用其他历代学说，是“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也允许考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根本不是对王安石的迫害和禁止，而是对其他各学派的解禁。变法时禁止用诸子百家学说，而且废除《春秋》史学的考试是文化专制，恐怕王安石本人都未必赞同，元祐二年的解禁政策是进步的。真正禁书的恰恰是变法派，尤其是在宋哲宗打压元祐党以后，禁书的对象开始增多，到宋徽宗时期到达鼎盛，对司马光、苏轼、文彦博、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的著作，除了有神宗作序的《资治通鉴》外，全部都列入禁书，这是无耻的政治迫害和压迫，而且还禁止诗赋，严重违背民心和民主，用李纲的评价是“颠倒是非，变乱黑白”，现代人在读苏轼的诗赋文章时恐怕没人想到会有禁止那样杰出文化作品的事情，而那样专制黑暗的时期在古代是真实存在的，那样的时代最终导致亡国。禁书是统治阶级维护思想统治的手段，在专制时代是愚民的同义词，欺骗人民还假意说是爱民，真正民主和爱护百姓的司马光是不会禁书，司马光执政不再禁止百姓上书批评朝政、提意见，不再派人监视百姓抓议论朝政的，虽然他上书反对以王安石个人著作科举，但是他执政时仍没有强制废除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