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通鉴学：司马光的学术在元祐学术中和程学、苏学齐名是核心学术，其史学基础《资治通鉴》，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关键作用，在后世发展形成通鉴学。通鉴学主要分两大体系：续书系的李焘、毕沅、徐乾学等继承司马迁传统，依《资治通鉴》体例延续记载历史事件；注补系的胡三省、严衍等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注解、补充、考异，这些都是对历史学发展有益的工作，有历史贡献。相比较而言，续书系的历史贡献更高，发扬司马光编年体记事的通史传统，对历史事件记载有利于让后世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能便于把历史经验用于社会实践中，防止重新犯历史错误。注补系中有的单纯从学术角度对待《资治通鉴》，最有创新的是袁枢，他以原著为基础，简略大事记创建《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把近三百卷简编成四十多卷，这是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建立。有的从注解方面，其中胡三省的注解最有影响，有的从补充方面，最著名的是严衍、谈允厚师徒等。另外在《资治通鉴》原作的基础上，朱熹写过评述，并产生创作了《通鉴纲目》的作品，也算是纲目体的建立。这些通鉴学分支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迥异，袁枢的作品被宋孝宗称赞，对治国有些作用。李焘、毕沅、徐乾学的作品延续记载历史，对历史学的传承记载有重要作用，也能继承和发扬司马光思想精神和学术传统，对治国兴邦有意义。胡三省的注解对保存历史记载和帮助阅读理解原著有重要作用，便于历史知识缺乏的初学者阅读学习。严衍师徒对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严衍是通鉴迷，用他自己话，在生气时看《通鉴》能变欢喜，能整天不吃饭看《通鉴》，是在学术基础上丰富资料，通鉴学在历史上也被统治阶级用来做宣传，最早在南宋时期，后世评价元祐学兴衰体现宋朝存亡的关键，到嘉定后的宝庆是“阳崇之而阴摧之”。司马光的《通鉴》被删改成《通鉴纲目》，以宣传正统为目的，不重视“生民之休戚”，1237年刊印《通鉴纲目》，1263年后刊印《朱子语类》都是对《通鉴》删改和批评，往往打着朱熹的名号，虽然朱熹不重视历史，对史学有偏见，但反对删改《通鉴》，对袁枢简化都反对，他是不可能删改的，两书刊印离朱熹去世都已经三十七年和六十三年了，真正朱熹的东西不多，这仅是当时为宣传正统为目的删改、反对《通鉴》。不真实为宣传而“阳崇之而阴摧之”的观点对治国安邦作用不大，也不利于学习历史经验，到明末也影响了严衍，他批评《通鉴》的缺点，主张“严正统”等都背离司马光重“资治”和“生民休戚”的核心，对挽救国家危亡，让百姓安居乐业毫无用处。严衍的观点正体现了明末政治舆论风气，就像当时重视虚名宣传，却不关心百姓，不重视现实人民生活疾苦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