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蔡确诗案：宋朝是对文人宽容的朝代，仅是在变法时期发生了乌台诗案后，改变了文化自由的传统风气。苏轼是乌台诗案的核心人物，他对变法政策对社会造成危害不满时，在诗作中有所显现，在元丰二年以酷吏著称的蔡确任执政后，受到严重迫害。蔡确任参知政事权御史中丞时变法派在朝中占执政地位，把苏轼下狱后，变法派到处搜寻他的诗作，到众多苏轼朋友家找“罪证”，并且对狱中的苏轼进行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天严厉审讯，变法派不仅是要把苏轼治罪，甚至想牵连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其恶毒程度是令人发指，与蔡确的酷吏作风一致，主张扩大迫害的也是蔡确党。这场冤案最后以苏轼发配黄州，司马光、张方平、范镇、李清臣、曾巩、黄庭坚、孙觉、李常、刘挚、刘攽、陈襄等被罚金，苏辙、王诜、王巩等被免职、降职、发配，总计三十九人被牵连，是开了宋朝文字定罪的先河。到元祐四年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前，蔡确升任观文殿学士，朝中元祐党内部不稳，苏轼、胡宗愈刚被罢职外派，实际已经是处在变法派反击的前奏。司马光、吕公著去世后，元祐党的影响力在降低，蔡确此时自行刊刻宣传自己的诗集，也是得意过分，其诗集影射高太后是武则天是明显的，安州有许绍、许圉师等名人不写，偏写反武则天的郝处俊，还加上自己“叹息思公”直白评语，有贬损高太后的情绪。虽然照理文人写讥讽诗不该治罪，但蔡确酷吏的身份与文人不同，他本身没诗才却大肆刊印发行，对被他打击过的元祐党造成刺激，尤其被他迫害过的见他升职张扬，自然更怕他复起，在吴处厚上奏弹劾他后，立即对他进行了打击。司马光密友李常任御史中丞，和部分御史反对以言论治罪，被升职调离御史台，蔡确被改任闲职光禄卿到南京，自己刷洗诗牌，可见他不仅发诗集，还立诗牌，与苏轼朋友间传诗影响不同，是搞广泛宣传。尽管蔡确无文人之才有酷吏之名，但元祐党范纯仁等仍反对以言论治罪，重仁义。梁焘、刘安世最激进要治死罪，苏轼要求皇帝诏责太后赦免。高太后做出发配的决定，蔡确被发配是宽大的，更没有株连别人，比乌台诗案处罚轻很多，他自己发诗集、立诗牌宣传的举动比苏轼严重多了，加上他原本酷吏的行为和名声，梁焘、刘安世要求把他问斩百姓都会拥护，为被他在狱中迫害的人报仇是合理的。对一般文人诗文讥讽治罪不对，对蔡确那样的酷吏则例外，梁焘密上变法党名单不是像后来变法派造元祐奸党册公开搞迫害，只是提醒高太后防范这些人，像毕仲游是有远见的，朝中君子少，奸邪小人后来在绍圣再次毁了元祐之治，再次把人民推入灾难中，造成严重的历史倒退，宋朝的政治也越发陷入腐败。在当时元祐党对蔡确仅判了发配岭南，也足见其君子仁厚，也是后世元祐党受到人民尊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