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司法能力：司马光执政时间一年多，大致是从元丰八年五月担任门下侍郎开始执政，到元佑元年初任尚书左仆射正宰相至九月，对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被后世称为元祐之治的时代。司马光在此期间成就很多，仅就司法领域而言，可以从他的具体言行了解。古代是冬季执行死刑，也称秋后问斩，所以司马光执政影响司法是从元丰八年开始。现代很多人用阿云等案件称司马光是残忍苛酷执法，从《宋史》的内容看，司马光执政门下省覆奏决策在元丰八年实际执法情况却正相反，表明司马光是真正仁慈的执政。元祐元年，范纯仁又言：“前岁（元丰八年）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司马光执政元丰八年年末的执法情况是全国判大辟的二百杀二十，这在古今司法史上是少见的仁慈。司马光具体实现社会稳定、慎刑是从他基本司法理念为基础，司马光不同于仅在犯案后找理由宽恕罪犯的理念，首先提倡制刑严明绝犯罪，要是政府制定的刑法模糊、宽纵被百姓轻视、随意侵犯，百姓轻易去犯死罪，而审判时又过分放纵，结果必然造成被杀的人多，犯死罪会增多，这是法律最大失败。司马光力主沿用汉高祖约法三章原则，谨守杀人者死的基本法理，提出“杀人不死，虽尧舜不治”，这种简明的法理能警示百姓不能杀人，实际作用也能减少犯杀人死罪，元丰八年社会秩序稳定，杀人犯死罪的减少也证明他吓阻犯罪的法理政策是成功的。司马光避免让百姓犯罪的严明不影响他执政对犯死罪的人宽容，在判大辟的二百多人中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仅二十五人，就像他在阿云案的态度，虽然力主判阿云死罪，但仍让皇帝赦免不杀，震慑犯罪是基本原则，对罪犯仁慈是人性原则，他都做到了。司马光这样的司法理念，也算是中国最早的死缓尝试，被判死罪的不当年立即执行，现代被正式列入中国司法原则。司马光在第二年闰二月当正宰相，范纯仁当时上奏称这刚百日就按奏论死五十七人，也就是说元祐元年前一百天判死罪不到百人，元祐党人甚至这么少死罪都嫌多，足见元祐党人是仁慈的。范纯仁针对的尚书省改法是元丰八年“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可见变法也能变得更严酷，比旧法杀人更多，制约尚书省的门下省司马光发挥的作用让这项“条制”没有执行。《宋史》刑法志称司马光改王安石按问自首定此条制是错的，当时尚书省发该条制时他担任门下省侍郎，不在尚书省。司马光、范纯仁两位门下省官员一个严明杜绝犯罪，一个仁慈爱护生命，比当时尚书省不宽赦罪犯重刑杀更能发挥司法能力。司马光的司法政策体现了他的能力出众，并非是严酷，而是真正的法学家能力，理解法律的真正目的是制止犯罪、维护秩序，不是针对罪犯个人惩罚量刑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