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宋朝军制：宋朝平定中原依靠禁军，其核心是常年征战的职业军人，将领也都是久经战阵，人数少却平定天下。到宋真宗时因为执行内重外轻，禁军多数集中京师附近，边防废弛，对手是辽夏执行全民皆兵，在边境上一度不利。庆历战争后宋朝开始整军，最著名的韩范庞三都部署任招讨使对边境军备进行整顿。其中不仅扩充各种乡军，也准备对正军进行整顿，也有要用乡军取代正军的观点，禁军数十万战斗力弱的缺点日益明显，而选刺义勇几十万在当时多数也未能产生有利效果。司马光的上奏解释部分原因，强征义勇刺墨的虽然是强壮百姓，但是他们本身要生产供养数十万正军，现在又要承担军事任务，实际是双重负担，损伤民力，这种强制让百姓从军有害无益。后来苏轼也评价，“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把不会打仗的乡兵、义勇强制刺墨派往前线，毫无益处，真正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是边境自发组织的守土民兵。他们不同于中原劳作有沉重负担的平民没有军事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土地财产受威胁有直接利害关系。范仲淹、庞籍、韩琦都注意到这股力量，宋军真正有战斗力的乡兵组建就是从他们开始的。范仲淹等组织边境弓箭手，封殖其家人，形成边防屏障制约西夏；韩琦也能支持欧阳修等在边境招募弓箭手屯垦抗敌，反对明镐阻止。这些都是用边境废弃的土地招募有武艺的人当弓箭手屯田戍边。最成功的是庞籍，他利用边境民众自发的组织弓箭社，苏轼评价：“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比起韩范的弓箭手官府给予良田甲马，弓箭社民“官无丝毫之给”，所以苏轼要求恢复庞籍重用弓箭社的政策。司马光是庞籍的学生，在边境弓箭社问题上自然支持庞籍、苏轼的态度，在内地乡兵的组织上，他的意见是“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是采纳韩范的和庞籍三人政策的综合，即有韩范的用良田为赏，又采纳庞籍任用本地乡土壮勇、当地人的应募政策，这种长名弓手的组织能最大限度减轻百姓负担。五十户选一人以两顷地租赋供养，仅占财政负担三十分之一，又能发挥守护本乡的作用。司马光还请求招募长名弓手不用富裕的一等、二等户，更有利于三等四等贫民户，名将岳飞就是以四等户担任相州弓手。按宋朝人口千万户计算可得二十万弓手，作为乡兵，平时负责治安，战时从军。这些选拔的有武艺者，自然比强征不会打仗的百姓去前线作用强，长期负责治安有武艺的弓手能成为战时作战主力。在靖康以后的名将宗泽是司马光的学生，任用弓手出身的岳飞，也是沿袭司马光守土靠乡人靠武艺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