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侍郎宰相：唐朝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完善的执政制度。也是类似近代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治制度，国家三省长官担任宰相分别负责决策、执行、监督，如同尚书省废除尚书令，以左右仆射为首那样，中书门下省也沿袭了这个发展趋势，中书侍郎、黄门侍郎逐渐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唐太宗贞观时期确立的：中书舍人上奏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最后由尚书省执行的执政制度，决定了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侍郎是政策的决策者，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中书舍人的奏章，发布的政策诏书要经过门下省，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再由侍中审定，皇帝批准加玉玺颁布，由尚书仆射领导六部执行。决策过程中往往也让一些加衔宰相参与，依据当时主要社会问题和皇帝的信任情况任命加衔宰相。唐高祖时只允许中书门下省保留侍郎的职务，尚书省的六部侍郎都曾废置，当时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就是非常荣耀、有实权的官员，在行政编制上仅次于中书令、侍中，名义上是副宰相，实际与很多加衔宰相比就是正职宰相。唐高宗时代末期，开始任命资任浅的加衔宰相，设立同平章事衔，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任职短浅的也都加同平章事，与正职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在执政制度中本身就有评议奏章的权力相比，给中书门下省的侍郎加同平章事，只是突出了正职侍郎比加衔侍郎执政地位高。武则天时代不怎么用贞观时期的各种加衔，基本只用丈夫制订的同平章政事这个加衔，品级高的用同三品加衔，低的用同平章政事，其它参知政事、参议朝政、参预政事、参知机务等都很少用。实际情况也体现了正职侍郎比加衔侍郎的地位高，比如神龙年间，正职宰相黄门侍郎宋璟在执政时，能驳正皇帝亲下的诏命，武三思当时任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职，皇帝常私下找他议政，权势熏天，求请宋璟办事都被拒绝，批评他说应该退位归第，告诫吕禄、吕产掌大权的结果。这时期是侍郎宰相的地位迅速上升的转折，首先是因为侍中、中书令等被皇帝架空，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被杀、被贬后，新任命的都是弱势大臣，反而是资深、有威望的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成为省务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景龙年间滥任加衔宰相，众多的加衔宰相更突出了宋璟等正职侍郎的地位，是真正拥有实权和主要负责省务的宰相。当时社会嘲讽是三无坐处，即宰相、御史、员外官多的没地方坐。开元时期侍郎宰相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唐玄宗罢免姚崇后，长期不再任命中书令，喜欢让中书侍郎加衔后负责中书令的职权，甚至连正职侍郎都不愿意任命，要用低级同平章事加衔侍郎。张说被任命为中书令后，与正衔侍郎争权，中书侍郎崔沔认为自己虽然是中书令副职，应尽职责，不能低头白拿俸禄，经常与张说争论朝政。此时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的地位已经接近中书令、侍中，唐玄宗也对侍郎宰相更重用，他在罢免张说中书令后，长达四年没再任命中书令，又长期任用侍郎宰相，然后让节度使萧嵩任中书令，为后来的使相开了先河。萧嵩任中书令后，侍郎宰相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加衔黄门侍郎韩休刚任职，还带着同平章事的资浅加衔没到正职侍郎，就已经能让唐玄宗敬畏。唐玄宗游玩无意犯了过错，醒悟后问左右韩休是否知道了，话音未落，韩休的谏章就到了。唐玄宗曾对着镜子，左右说他瘦了是因为韩休，他感慨地说：我虽然瘦了，但天下肥了，用韩休能更让我放心、勤政，这是为了社稷。这一方面体现了唐玄宗的贤明，也体现了侍郎宰相的地位很高。体现侍郎宰相地位上升还表现在黄门侍郎韩休已经能与中书令萧嵩分庭抗礼，韩休多次驳萧嵩与他争论朝政，以至于萧嵩到唐玄宗那里辞职，中书令也受制于黄门侍郎，而唐玄宗对此最终是把两人都罢免了事，让黄门侍郎裴耀卿、中书侍郎张九龄以低级加衔知政。神龙时期黄门侍郎宋璟能抗衡权臣武三思，开元时期黄门侍郎韩休已经能制约中书令萧嵩。侍郎宰相地位的上升与执政三省的长官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过多用来奖励历次政变、战争和争权中的勋臣、贵戚、亲幸，他们很多行政经验不足，使中书令、侍中逐渐失去长期稳定的行政功能，导致资历深、行政经验丰富、能稳定长期从事行政事务的侍郎宰相逐渐成为省务的主导，地位逐步上升。这一趋势到藩镇割据时更加明显，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几乎成为勋臣、节度使的加衔，唐肃宗以后渐渐成为虚职，不再参议政事、密议，仅仅是由中书侍郎、黄门侍郎（门下侍郎）代替署名，侍郎宰相也正式成为正三品的职位，成为实际的最高宰相。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衔的宰相多数成为使相，由藩镇节度使担任。唐朝侍郎宰相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不仅导致后来侍中完全成为虚职，逐渐废置，也使中书令在很多时期成为荣誉衔。唐朝以后侍郎宰相在宋朝以后也废置，连同三省制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而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