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宰相：唐朝是封建社会鼎盛期，其宰相制度并非后人误解的混乱“名尤不正”，晋朝施行多相制以来，到唐朝最终达到完善、系统化。最初唐朝与晋朝以来的各朝相同，都是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为宰相执政，唐高祖时废除尚书令，武德八年任命唐太宗任中书令、齐王任侍中，唐太宗不再担任尚书令，正式以中书门下为最高执政，七年废除尚书省侍郎，以后唐朝的正职宰相就是中书令、侍中、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和尚书仆射。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佐天子而执大政”，侍中“佐天子而统大政”、“掌出纳帝命”。中书侍郎“朝廷之大政，皆参议，”黄门侍郎“事之与夺，皆参议，”尚书仆射“统领六官，”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决策、核查、执行的执政权力。在唐朝的正职宰相中，侍中、中书令地位最高，其次是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尚书仆射，这与唐高祖时代开始提高中书门下省有关，强调决策过程中减少执政错误，温彦博、温大雅兄弟同时担任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成为荣耀的地位。贞观二年唐太宗确立中书门下省分工责任：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唐太宗时尚书仆射与中书黄门侍郎等同参议，到唐中宗时期，尚书仆射豆卢钦望不敢与政事，唐中宗下诏任平章事，此后仆射不加衔就不是宰相，即使到开元中改称左右丞相依然不执政。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的地位不断上升，唐中宗时是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地位急速上升的转折，连皇帝、权臣都敬畏，黄门侍郎宋璟能谏诤皇帝诏令，拒绝武三思求请，想阻止权臣干政。唐肃宗以后中书令、侍中往往是勋臣、节度使加衔，黄门侍郎、中书侍郎逐渐成为实际的最高宰相。唐朝在正职宰相之外还有很多名目的加衔宰相，都是依据具体权限授予，相对复杂，这也是后人误解唐朝宰相制度很乱的原因，如果不了解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和特点，自然不会明白唐朝历史上，为何出现那么多不同名称的宰相，甚至同样职务也会带不同的加衔称呼，误解为混乱，其实唐朝宰相分工是历代最清晰、明确的。最早的加衔宰相出现在贞观元年，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政事，以后秘书监魏征也授予该加衔，参预政事成为最初的加衔宰相，可以参与，不能参议，能做些宰相的事。在贞观四年出现了第二种加衔宰相，御史大夫萧瑀被任命参议政事，这一加衔宰相的地位已经等同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的“参议朝政”，与尚书仆射的参议地位也相当，尚书仆射李靖参议朝政时恂恂若不能言，萧瑀参议时总与众宰相辩论，众宰相都说不过他，唐太宗就不让他再与政事，后任兵部尚书侯君集为参议朝政，把萧瑀复任为参预朝政。第三种加衔宰相地位最高，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立晋王为太子时，任命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李勣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一加衔宰相在历史上影响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甚至太尉长孙无忌任宰相都用同三品加衔，直到唐高宗时同三品才正式单独入衔。第四种加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唐高宗永淳时设立，任命资任较低的官员，就是任宰相时间短资历浅，或者品级低的官员。平章事最早源于特进李靖每两三天入中书门下省平章事和冯元常平章百官事，只有评议奏章的职责和权力。唐朝的加衔宰相都是依据权限和本职责任与政事，和正职宰相共同执政，地位和权力也依据品级和职务有区别，其中同中书门下三品最高，其次参议政事，再次同平章事、参预政事。唐朝的宰相也有加衔，区分职权地位，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是仅次于中书令、侍中的宰相，有时为了提高其地位和区分职权也加衔，贞观十三年，黄门侍郎刘洎被授予参知政事，担任主管政事的责任，强调他主要责任不在封驳。十六年，中书侍郎岑文本被授予专知机密，强调其主要责任是管理机密事务。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崔仁师被授予参知机务，强调他责任是管理机要事务。提高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地位主要是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更多是荣誉职务。唐朝的宰相制度由于采取多相制，保障了不会出现权臣，能有效加强中央集权制，采取加衔制又能明确责任，权限，这些优点在后来的历朝历代很多都没能继承下来，虽然多数继续采取多相制，但是没有明确区分职权，削弱了执政效率。唐朝很多著名的宰相，都能在历史上有重要贡献，也得益于唐朝建立的这套完整系统的宰相制度。对待这些宰相的历史作用，也应该从其具体职权和执政经历来确立，过去研究唐朝历史上的宰相，往往泛泛把正职宰相和加衔宰相同等对待，有时忽略了正职宰相里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的作用，其实早在唐高祖时，任命唐太宗为中书令时期，唐高祖就已经提高了中书黄门侍郎的地位，当时的很多大政就是由他们决定。唐太宗时期开始任命加衔宰相，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到唐高宗、唐中宗时基本完善了宰相制度，到唐肃宗时增加了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