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与高迪都是我喜欢的人。就像我也喜欢三毛和张国荣。这四个人先后死于非命。然而他们在各自领域开启的大门却再也没有闭合，追随者鱼贯而入。

1926年6月7日，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工作，到巴塞罗那市中心的教堂做礼拜。他漠视繁华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这里用什么结构，那里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就像被雅典娜封印在魔瓶中的海神波塞冬。永世。

巴塞罗那Alberg青年旅馆。一个日本女孩跟我聊天。问一些哪人哪来去哪之类的问题。答案也对应的简单。又问是否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她递给我一本画册，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高迪的城市》。

随后的旅程因为目的明确而简单。贴着“Made by 高迪”标签的建筑就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巴塞罗那。

米拉公寓。外形类似于一个巨大蜂巢。

奎尔公园。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

圣家堂。放弃教堂建筑语言，用贝壳、草莓、樱桃等动物植物形象把对宗教的崇拜化作对自然的皈依。

高迪似乎是上帝委派到人间的信使，成为人神之间的沟通路径。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当地出色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可以找到铁匠，木匠。遗传禀赋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解构能力和雕塑感觉。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是可以雕琢的理想材质。

高迪处在一个封建贵族日益没落新兴资本家迅速崛起的时代。出世的高迪从封建贵族那里得到精神支持——他们希望高迪帮助他们延宕往日的荣耀；入世的高迪从新兴资本家那里得到物质支持——他们希望高迪帮助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模式。而彼时公众力量显然不够强大，看到高迪把他的异想天开建造在马路上，最多表示一下高兴或者不高兴，还没有强大到说不行。于是，高迪在三方力量的衡制下竟然呼吸到艺术创作的自由空气。

高迪的创作处在一种相对边缘化的空间。西班牙相对于法国是边缘，巴塞罗那相对于马德里是边缘，高迪的工作地点在郊区，相对于市中心又是第三边缘。位置的边缘性既可对正统保持延续，又能构筑独创的理念。高迪的作业空间一下子变得广阔无垠，这在建造巴罗特大楼时被发挥到极至——总体风格可以看到法国哥特式的影子，而细节处理则完全用曲线代替直线和锐角，阳光四面八方射入，仿若天堂美景。空间的偏离让高迪的创作多了一份自由和随意，少了一份做作和羁绊。一加一减间，高迪已经不用左顾右盼。

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像所有完美主义者，他一丝不苟精雕细刻，并且把生命中的后46年和圣家堂融为一体。直到高迪因车祸去世，圣家堂仍然没有完工。巴塞罗那市民固执的相信，高迪死了，圣家堂也死了。那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察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建筑师惊呆了。他这样描述，两堵半圆形墙面已经造好，但天顶还没有合拢。抬头是灰茫天空。有施工用的鹰驾和吊臂架在钟楼上，雨中，我怀着沉痛心情离开圣家堂。年轻的建筑师回到日本，再无心地铁研究，转而成为高迪的追随者。

年轻人慢慢变成老教授。当他又一次走上讲台，教案上写的仍是高迪。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听不下去了，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一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机票，到要看看高迪究竟如何了不起。当他看到仍未完工的圣家堂，震惊并不比老师逊色。他把这种震惊描述为被现代社会封印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相连。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

时间到了21世纪。当我站在圣家堂前，没有产生建筑师们的夸张感应。但是鹰驾吊臂仍然触目惊心的耸立，未完成的状态总会让人心存遗憾。

巴塞罗那市府日前宣布，要在20年内把圣家堂造好。可以预见，所有结构、色彩、线条即将重生。

只是没人知道，完成或者未完成，究竟哪种状态是完美。如同高鹗让《红楼梦》完整，可是留下的争论直到现在都没人能够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