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载：47岁的江西九江县代课教师王钱香，年前拿到了九江市法院的胜诉判决。2009年国庆前，她准备进京上访，却不料在瑞昌火车站候车时，被尾随而至的九江县公安局干警截留，随后拘留半个月，只能在看守所里观看热闹的国庆阅兵直播。一怒之下，王钱香把九江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按理说，胜诉之后一切问题都应该迎刃而解，可事情的走向却远未以圆满结局而告终。胜诉之后，王钱香反映的民师资格作假的问题仍未解决，江西媒体对“民师资格造假门”的报道也未引起县里的重视。站在普通教师的立场上，我深知教育界还有王钱香等诸多弱势教师群体，对他们的境遇除抱以同情，更想借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关注弱势教师群体的维权问题？

同样身为教师，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代课教师坚守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但不争的事实是他们曾经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岁月与家庭幸福，甚至一个普通代课教师支撑起一方教育天地。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未能共享繁荣成果，直接面临着被清退回家无法再登讲台的命运，正所谓“曾经流汗，现在流泪”，于是，有人想到了通过上访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王钱香的这一番遭遇无异于被人当头棒喝：此路不通。此情此景，由不得人不去思考“谁来关注代课教师维权问题”。

代课教师长期扎根于边远山村教育，直接面对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以及充满求知眼神的孩子，而这样的人群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自然谈不上有能力帮助代课教师去遑论什么维权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出自总理之口，各级政府官员当然耳熟能详，但真若指望他们践行“以人为本”之理念，斥“巨资”去圆满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只怕到时也会把脑袋摇得拨浪鼓；现代法治社会，依法维权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可对于代课教师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直让人说也说不清楚，现行的法律法规能否判断出是非曲直，恐怕也难免会让人打上问号。至于谈及应试教育之痛，社会习惯性地会将矛头反映向一线教师，殊不知他们也是受害者，此类实例不胜枚举，他们同样也存在维权问题。

据说，在现今的发达国家中，媒体在帮助弱势群体维权问题上总是发挥着积极作用，反观我们的很多媒体，高唱赞歌往往多于曝光积弊，树立典型常常多于关注底层，“传经送宝”总是多于解决问题。最近，我所敬仰的媒体发起针对某知名教育家的著作维权问题，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却也不敢完全反对，毕竟保护好教育界的“大熊猫”其实就是保护教育本身，但我更想说的是：在教育发展水平不高且极不均衡的今天，还有很多类似代课教师、饱受应试教育之痛的一线教师这样的弱势群体，其实更值得我们去关心与关注，他们也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正遭受侵害和践踏的时候，同为教育鼓与呼的教育界媒体，更应该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

虽然只是最普通之一线教师，我却不忍心看到那些被清退和被侵害的同行“曾经流汗，现在流泪”，更不愿意那颓然离去和孤立无助的背影长久地定格在自己的心中。我深知人微言轻只能表达自己可能的点滴同情，也清楚肆意责骂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正如现如今再回过头去追究当初推出“代课教师制度”的不合理，指责应试教育体制缺乏人文关怀，已经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人们常说“冤有头，债有主”，可今天我们能够把矛头指向于谁？恐怕谁也不会主动为此担责。当下最为紧要的是如何为这些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和权利被侵害的一线教师提供实实在在的维权帮助，而这不仅仅需要他们自己去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去付诸行动，也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有关部门来关注他们的维权问题，当然，更需要同为教育中人为他们的维权鼓与呼，这其中就包括为教育发展提供舆论支撑的新闻媒体，但愿这不仅仅是我这个普通教师善良而美好的愿望！

有博友在文章中如是说：“能在博客里质问有什么道理的，其实都是一些没权力家伙，有权力的家伙才懒得和你说什么道理”，作为一线普通教师，当然应被归属到“没权力家伙”之范畴，说也罢，写也好，其实并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但还是想无妄地说上一说，终究有益无害，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