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12、2013年两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的15个专业名单，同时还公布了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业率低的专业名单，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同解读。教育部以就业率排行为观测点发布的高校专业办学信息，究竟意在何为？如果是纠偏，那么多专业就业率低下，是谁之过？

    据教育部人士说，发布这组数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引导高校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与教育部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曾经对高校低就业率专业发出的“停招”、“停办”等杀招相比，上述语气算是温和的。然而这种公之于全社会的做法本身，在信息公开的同时，受众不难读出其中的警示、规诫意义，而包括高校在内的公众反应，也不乏以就业率定专业生死、以就业率高低决定报考什么专业的误读。

    在我看来，这倒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从政府主管部门多年来对高校就业率及其排名的强化来看，似乎隐含着一种评价标准，即就业率高的才是好的，就业率低的就是不好的；对就业率低的专业，必须通过某些措施改变其现状。换言之，调控之手在政府（或政府管的高校），是否调控在毕业生就业率；而调控的终极手段，无非是隔年招、停招、停办等等，至于老专业改造，且不论说易行难，即便进行了改造，怎么着也得4年以后才能排出就业率。对有明确任期的教育官员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再者，全国高校最低的15种低就业率专业，是全国举办同类专业的院校共同导致的；各省的低就业率专业，至少也是各省开办这些专业的院校共同导致的；各校都是“低就业率”的始作俑者，教育部警诫的“管理”、“调整”该落在谁的头上呢？

    让我们来看就业率本身。发布这类数据的部门、机构主要有三方：即政府、高校、第三方。分而论之：

    就政府而言，就业是其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民生难题，在各类人员组成的就业大军中，每年大约700万的大学毕业生是人数最庞大的群体，其就业状态直接关乎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就业率在官员眼里首先是民生（政治）问题，而不是专业（教育）问题。政绩必须“合格”乃至“漂亮”，就业率这个数据就业必须“合适”或者“高踞”。

    就学校而言，就业率既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评价指标，也是学校自身的形象、面子。没有一所学校愿意不顾这两点、心安理得地戴着低就业率的帽子招摇过市。更何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以后，学校还面临着越来越厉害的生源竞争，高就业率确是吸引生源的一大法宝。如此，政府考核排名、学校形象和生源竞争，都不能不重视就业率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百分比，各式各样的“做数据”便大行其道，虚假就业、注水统计……从而使得这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百分比变得复杂到不能再复杂。

    就所谓第三方而言，一块是接收毕业生的各类单位，他们每年在各种招聘会上提供岗位、专业需求和用工标准，虽然是最直接的信息，但用人单位显然也会受到经济景气等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其需求存在较大变数；另一方就是成分复杂、热衷于制作各类排行榜的机构，其中不乏以此牟利的。而在牟利的价值导向和运作模式下，其公信力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重要受众是考生及其家长群体。在长期形成的应试目标和“读大学就是为了就业”的观念导向下，包括中学老师在内，很多成年人会以某校、某专业的就业率排名来指导考生选择专业。而大学的调差显示，至少有四成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这种“不感兴趣”最终将会波及毕业后的就业态度和职业选择，也影响到专业就业率。

    综上可见，除了直接提供专业岗位需求的用人单位，其余各部分的就业率数据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数据之外因素的影响，从而扭曲数据的真实性。所以单单以就业率数据的高低来评价学校、专业、报考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

    因此核心的问题是：就业率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它是用来做统一评价的、还是各说各话、各取所需？以就业率为依据来管理、调控专业办学，是政府的决策还是大学的自觉？

    中国高校当下的现实是：所谓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多的只是校名和招生批次上的分别，其实分类不清，边际模糊。比如“一流院校”也在大喊培养应用型人才、追求就业率，一旦有一两个异类没工作，就会被无限放大乃至怀疑其培养质量（如北大才子卖肉）；另一方面，原本以动手能力、实际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为导向的职业类院校却纷纷谋求升本、更要命的是升本之后立刻向本科院校看齐，做出建设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提升办学层次、招收研究生的姿态（据统计，自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以来，约有600所院校升本）。

    这种状态对就业率的形成意味着什么？

    再看专业：就业率低是落在专业上的，即某专业就业率低。办专业是大学的事情，但就业率高低还真的不单是大学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生产制造业规模、就业政策、创业文化和创业氛围、毕业生就业期望值等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这其中的主要工作应属于政府职能。要说高校办学的责任，我看主要是在行政化的架构里，一味追求规模效益，强调所谓做大做强，片面追求市场（包括人才市场）导向，缺乏专业办学的科学决策，一窝蜂上所谓社会热门专业（实则招生热门专业）；刻意降低办学成本以谋取办学盈利、一窝蜂上类似市场营销、财会、法学、经济、旅游、管理等“一个老师一本教材就能玩转”的低成本专业，利用了考生和家长在专业认识和专业追求上的误区和盲目性而获得丰富生源，以至于在扩招完成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之后，众多专业招生红利吃光，招生热门变为就业冷门，一起开始品尝就业难的苦果。

    这种状态，对就业率的形成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教育部是应该公布就业率，但一来不应该以就业率高下来衡量大学（专业）办学优劣，二来更应该反思：在就业率低直至专业设置这件事上，教育部及其主管的高校该承担什么责任？在顶层设计上，该如何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比如此前吹过风的分类办大学、推进600所高校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等等重要举措，该如何尽快地、有效地落实？而不是发个榜单、说几句套话了事。

                                                                         2014.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