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几个年轻的同事在做一个关于书本的策划选题。问我：会不会包书？
    　　
    “包书”，实在是一个久违了的话题。
     印象中，自从女儿入学起，每个学期开学报到后，总是高高兴兴地抱回一叠新课本，我们也总是事先备好反面洁白的挂历纸张，专心地为她把课本和作业本一本一本地包上，然后写上《语文》、《算术》和她的年级、班级、姓名等。每到这时，女儿会很兴奋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剪裁、折叠、书写，时不时给我递上小刀，还把裁下来的边边条条折叠成她想象的物件，最后笑眯眯地把那一册册经过精心包装的书本放进她的书包里去。包书，成了我们每学期为孩子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很喜欢包书，也会不止一种的包法。这种喜欢，发端于我的童年。

    记忆中，父亲是我包书的启蒙老师。
    作为一个军人，父亲是特别喜欢读书也特别爱护图书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更是基于他对以图书传承的文化的认识。我记得小时候，每次父亲为我和妹妹包书的时候，都会交给我们一些保护图书的方法，如书籍卷角怎么办、页面沾水了如何处理、黄梅天怎么防潮等等。父亲说，人每天都要学习、要读书；读书首先要学会爱护图书。他一边说，一边教给我如何用一张纸将课本完整的包起来，哪里折角、哪里插边、哪里叠缝，以及面要平、折要严、口要正，说得清清楚楚。

    就这样，我跟着父亲学会了也喜欢上了包书。
    我年幼时很难理解父亲为何把爱护书看得比阅读书还要重要。记得家里的书柜常年锁着，里面整整齐齐的放着用牛皮纸包裹的书籍，如《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父亲从不让我们碰。长大后我知道了，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剿灭传统颠覆经典烧毁书籍的时代。这种精神食粮荒漠化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

    记得那一年，几家大的国家级出版社再版了一批图书，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以及四大名著等，新华书店门口有成百上千的读者通宵排队等候。我对自己书柜的基本建设最早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些夜里排队好不容易买来的图书，都被我用牛皮纸工工整整的包起来，有的甚至直到现在还包着呢。
    回到“包书”的主题，我觉得父亲和我、我和女儿之间，三代人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父亲为我包书、同时也教会我包书，并且教育我如何爱护书，推及如何读书，这是包书的“文化”；我为女儿包书，却并没有教会她、让她自己包书，更无法让她体验一个文化匮乏时代人们对拥有书籍的饥渴，所以每每看到她的教科书卷边翻角、还画得乱七八糟就皱起眉头。所以，我给她的也仅仅是“包书”；而女儿呢，因为有我的代劳（或是从为她包书中回味自己的童年时光），最终也没能自己去包书。
    看来差别在于“寓教于包书”。也就是说，作为父母亲，在为孩子包书的时候，最好让他（她）跟着你们动手、也学会包书；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包书这个过程，教育孩子懂得爱护图书、珍惜知识、懂得文化。
    这些，恰恰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们欠缺的、也是父母疏于教会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