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石嫣 

摘要

现实的农业是复杂的，因而无论是否从事有机生产，对于农业模式的选择都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最优模式。唯一存在的只是，依据现实约束，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生产条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农业生产模式。为此，祛除对农业的标签化认知，特别是关于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重新认识农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千余年的农耕历史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如果说中国社会缺乏对农业的正确认识，恐怕很难得到普遍认同。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即我们对农业的理解始终处于标签化的状态之中。以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为分水岭，在人们的认知中，农业无非存在两类模式：一是以大型拖拉机和规模化单一耕种为代表的美国大农场农耕，其代表着先进、科技、现代和高效率，替代了代表中国传统小农户种养结合的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现代化标签；二是以分散、小规模、传统生产模式为标示的小农经济，并且对小农经济的设想又分为了两类，分别是以“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为标签的浪漫设想和以“愚贫弱私”为符号的小农意识与形象。

无论对于普通中国人还是对于农业专业的人来说，大农场都是中国人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传统与现代分界的浪漫想象；至于小农经济，“愚贫弱私”的想象用于批评农民，“采菊东南下”则用于逃离繁杂的城市生活。至于真实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少有人问及。尽管三农问题多次被中央政府强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实际情况中，三农问题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城市因资本和资源集中，智力资源也多集中在城市之中，乡村因资本高度稀缺并不能形成对发展模式的自我选择，因此，对于正在进行农业改造和乡村实践的人，去标签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农业模式的选择，甚至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传承。所以，祛除标签，重新认识农业是做农业之前最重要的功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做有利于农业改造和乡村建设的创新和实践。

传统农业的想象与现实

对于传统农业，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两类想象，而根据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特征，可以将它们分别称为“乡土的浪漫”和“狭隘的偏见”。其中，乡土的浪漫主要是源于古时代士大夫们的设想，陶渊明的“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辛弃疾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苏轼的“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等均集中体现和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农业和乡土社会的浪漫想象。在这种亦耕亦读、耕读并举的乡土生活想象中，寄托着知识分子对家乡的怀念，同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对于社会现状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的逃避。到了现代，这种乡土的浪漫呈现出一种小资情怀。因为烦扰于城市生活的繁杂、冷漠和压力，人们沿袭千年文化中的乡土情结，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认为乡村生活是单纯质朴和轻松愉悦的。

与乡土的浪漫相对应的则是狭隘的偏见，在这种偏见中，沿袭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贴上了“落后的、低效率的、不科学”等标签，而经营小农经济的农民则是愚贫弱私的，他们知识匮乏、目光短浅、贪图私利、穷困积弱。这种对农民的认知虽然充满了偏见，但因为被普遍认同而导致“小农意识”成为了愚贫弱私的代名词。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狭隘的偏见依旧未被予以纠正，相反，由于对“产业化、规模化、高效率”大农场的设想，小农经济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小农意识被更深地烙上了封建、落后的标签。

事实上，翻阅中国的农业历史，虽然“乡土的浪漫”反映了农业的文化和生态功能， “狭隘的偏见”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性。但是，这两种想象均未能描绘出真实的传统农业和真实的农民，以偏概全的特质让“乡土的浪漫”和“狭隘的偏见”具备强烈的标签化特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农业的认知以及对农民的理解，是乡村建设中必须予以厘清的问题。

中国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稻种，以灌溉农业为主体的东亚农耕文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这种耕作方式的形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它不仅符合中国资源和人口相对紧张的自然制约条件，并且依据特有的资源限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模式。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面积不足国土面积的10%，适合耕作的土地很少，多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宜大型机械耕种，自然演化形成了手工耕作的农业模式。同时，由于农耕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货币化程度极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于中国社会并不仅仅一种为社会提供农副牧渔产品的产业，它以农户的生计为基础——种养殖结合保证了农户一年的口粮和肉食供应——包含了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生态等多种功能。因而，可以说，中国农耕文化的真正核心在于其多样性的生态文化内涵，而这种兼容的多样文化的最好体现地就是中国的乡村。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如此之多的居住和生活形态，无论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还是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丘陵山地地区，抑或在有水有田的桑基江南，中国人以其相对匮乏的自然资源，养活了众多的人口，并且创造了最少使用资源和最高度利用在地化资源的生活形态。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农作物、建筑风格、手工业、服饰、饮食文化……，“十里不同天”大体描述的就是乡村的丰富和多样变化。尤为关键的是，除了多功能的多样性特质，传统的小农经济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低效率。事实上，在《四千年农夫》中就有对于中国传统农业效率的描述：“这一农用土地的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3840个人、384头驴、384头猪，或者说一个40英亩的农场供养240个人、24头驴和24头猪，而我们的农场主们则认为40英亩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了”。换言之，传统农业是高效率的、生态的、多功能的，而并非像“狭隘的偏见”所设想的那样落后和低效。

但是，农耕生活并不浪漫，至少并不总是浪漫的。毋庸置疑，如果你热爱自然、土地和作物生长，农耕生活确实会带来身体的灵敏和心灵的平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耕生活是没有风险和安逸闲散的。相反，农耕生活的风险极大，并且非常辛苦。有句老话形容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叫做“看天吃饭”，意思是说农业受到自然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设施的话，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反之则可能颗粒无收。除了自然风险，农业生产还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一旦遇到某一年市场信息把握不好，种植和畜养的产品销售困难，就意味着全家的生计都会陷入困境。同时，因为机械化程度低，农民生产的过程是纯体力投入，风吹日晒的辛苦劳累是无需赘言的。并且，与工业流水线生产不同，种子播下去后，每天都需要伺候打理，不存在周末、公休和节假日。与“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相伴随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苦”。

至于所谓的“小农意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的剩余本来就少，加上每个独立的农户要承担从种子到市场所有的风险，而农民手里的余钱剩米又非常有限，他们不可能再有剩余资本用于人力资本或生产技术投资来实现生产改进，农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代代的延续父辈的农耕模式。用“农户行为理性流派”创始人舒尔茨的话来表述——“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将其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作了最佳配置，继续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很低，因而农民不会将省吃俭用增加的储蓄来投资改进生产技术”。相应的，在化肥、农药、生物制剂出现之后，农户最为理性的选择就是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来提高产量、改善品相，降低自己的生产风险。因而，就中国的农民而言，他们的行为特征就像历史学家黄宗智所描述的：任何农户都在追求基于自身价值偏好所形成的“效用最大化”，而农户的价值观则与特定的历史因素相关，一方面表现出对既定制度环境极大的决策适应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惯习性和常规性做法的固守和因袭偏好。而温铁军先生则认为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是“家庭理性”，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上的。

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替代与互补

一直以来，在关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和未来农业的设想中，大农场都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设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分散的、小规模种植影响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规模化生产有助于维护农户的利益；其二，机械化耕作、化肥、农药的高效率喷洒适宜于大规模农地。因而，大农场与小农经济之间通常被定义为替代关系，并且大农场替代小农经济被视为是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历程。但是，如果将问题放在现实层面去考察，就会发现大农场与小农经济可能更接近于互补关系，它们适用于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规模本身亦可指将原子化的小农户形成规模的组织用以补充仅仅是对于农田面积规模化的设想。

原美国土壤局局长在他百年前的著作《四千年农夫》中曾经有过对美国和东亚农业耕作形态的对比，尽管他认为东亚的小农耕作更加可持续，因为中、日、朝这三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农业耕作中以有限的资源养活了众多的人口，同时他对美国依赖机械和石油的农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他也同样认为小农生产无法复制到美国，美国的农业耕作形成是殖民者占据了原著民的草原开垦出来的农耕体系，因其自身所形成的基础，再加上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必然是机械化规模生产。而中国属于地少人口多自然形成了小农生产的模式。如今，百余年过去了，中国和美国所拥有的人口与资源约束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此种情况下认为中国需要走大农场的发展道路显然未必适合。

并且，大农场的发展本身具备路径依赖效果，即越选择大农场就越是只能发展大农场。比如，美国农场的面积越来越大，农场主收入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在此种情况下，只有进一步规模化生产才能获得规模收益，降低边际成本。这只发展趋势导致大型农场不断吞并土地，小型家庭农场很难生存，直至退出竞争。随着家庭农场的消失，一个地区一些原有的社区开始逐渐衰败甚至消亡。这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非依赖于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这些现代化的标签，而是政府对于大宗农产品的补贴。2008年我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西南部走访了很多乡村地区，很多小镇上只有几十或者百来人，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原有的很多完好的公共设施，如学校，都因为没有了孩子而荒弃不用。这种状况是否无需忧虑，恐怕并非是现在能够回答的。而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农业人口达到8亿之多，当他们被大农场排挤出农业和农村之后，城市可以容纳他们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大农场的全面否认。事实上，大农场不仅具备规模化生产等优势，其同样可以发展有机农业。我曾经拜访过一个将近三千多亩地的有机农场，其主要种植大豆、玉米和小麦。在大部分人看来，以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精耕细作，但按照比较好的轮作等有机种植方法，这个有机农场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要高于常规的耕作方式。而在澳大利亚，同样是殖民地背景的大农场形态，却因其环保运动使得澳大利亚的农业体系相对美国更可持续，甚至免耕和覆盖体系都可以通过机械操作，而其几乎与中国相当的国土面积却只有北京一个城市的人口，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不大。当然，如果比较同样做有机农业的小型农场和大型农场，在同样条件下，较少使用机械的小型农场的土壤质量确实会好于大型农场的土壤质量。但是，大农场进入有机生产，无疑是对有机农业的有效推力。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小农经济的优势。小农经济是生产和生计的结合体，并且有其内在的环境友好、种养殖结合的循环链条。换言之，小农的形态是自然条件和人类生活双重作用下自然形成。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当下，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无疑为人类缓解环境恶化提供了出路。至于小农经济的规模不效益问题，其实并不见得一定要依赖于生产规模的扩充来予以解决，无论是应对市场还是更多承接其他资源，农户生产本身可以是小规模的，而销售、争取权利则可以是有组织、有规模的。参考日本、韩国的综合农协体系，依靠组织化将小农微弱的剩余形成规模，与规模资本抗衡，小农经济同样可以获得大农场的规模效益。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经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并且演进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而占有收益。这项综合农协政策的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并存进了日本农村近百年的可持续发展。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政府才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准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垄断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收入长期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和补贴。

除了小农经济通常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之外，小农经济模式还存在其他模式的演化，通过这种演化，其不仅可以克服小农经济不适宜竞争的问题，并且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食品供应体系。前几年，一位英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正在探索建立一种内部循环的社区，这个社区尽可能少的依赖外界资源，也尽可能少的对外界输出资源。事实上，这种在部分人看来是“走回头路”的农业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悄然兴起，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进行着使社会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的在地化生活的非主流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是对大农场、能源农业和化学农业的反思，也是对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系统风险的反思。

近年来，有个新词儿叫做“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领土、海洋、领空等常见主权外，一个国家能否控制自己的食物体系，与能否控制领土主权同等重要，因为食物是人每天必不可少的必需品。有此，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这种状况被称为“食品政治(Food Politics)”。美国的大旱影响到了大豆、玉米等饲料原材料的产量，进而影响价格并导致中国的饲料价格上涨，这种情况在日益全球一体化的食物体系中会变成常态，即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贸易自由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还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系统风险的增加。而世界各国开展的小农经济多种模式的重新尝试和探索，则是对这种系统风险的反思和抵御。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以小农户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有其先进的因素，而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也有其落后之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不同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大农场和小农户才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以互补的发展推动农业发展。

祛除标签，面向真实农业

    在多年的乡村工作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基于传统对农业的两类标签化认知——“乡土的浪漫”和“狭隘的偏见”，多数情况下，做社会组织的小资们热衷于某些理念，比如：小的是美好的，对田园生活充满浪漫幻象，而缺乏对大局的思考和判断，这不仅使得他们排斥资本和市场，不愿与资本和市场相互合作，也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而大资们则认为要想摆脱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导致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则必须学习美国建立大型农场，高度机械化，对小规模的实践嗤之以鼻，却不曾想象被排斥出乡村的劳动力该如何就业，城市短期内是否能够提供有效就业，还是到城里去造假卖给乡下人？

现实的农业是复杂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发展所需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已然从农村净流出，乡村不再是浪漫质朴的田园，而是凋敝荒芜的村庄，很多乡村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投入，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如果乡村不能在公共服务的投入中获得平等待遇，选择在乡村居住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若依靠过剩的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则可能向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转嫁危机，造成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波动；若是过剩的产业资本进入农业，食品全局过剩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供给过剩，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商业资本过剩则导致多重流通分配环节恶性竞争，食物全局过剩与局部制度性紧缺并存。

同时，因为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乡村中掌握技术和资源的只是非常少数的农民，如果说每个农民都会种地是一项普遍技能的话，如今能种好地的真正的农民已然成为稀缺要素了。技术如此匮乏，即使是选择小农经济，有机农业的发展也是障碍重重。

因此，对于农业模式的选择，无论是否从事有机生产，都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最优模式。所以，在农业模式选择中唯一存在的只是，依据现实约束，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生产条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农业生产模式，至于这种模式是大农场还是小农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适合。这件事说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确是巨大的难题。因为，如何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或者说本土化，必须规避以往只重视发展速度和可复制性的发展模式，只能依赖于智慧、时间和对当地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乡村建设的创新和实践。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