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2012年10月

寻找农业生产的新道路

                         ——石嫣和她的分享收获

本刊编辑  刘芳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当人们第一次开始运用化肥、农药、催熟剂、催红剂、膨大剂、……等各类化学药剂时，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悦心情。这些化学药剂增加了产量、减少了病虫害、提高了农民收益、节约了人工投入、改善了各类农产品的商品卖相、降低了农业生产所存在的很多不确定风险。所以，“化学农业”替代了“传统农业”，恐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尽管，“化学农业”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任何必然的结果都不可能因为其必然性而不被否决。事实上，只要当事物的结果不符合发展的内涵时，都必须予以反思，并寻找新的出路。“化学农业”亦然如此。当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危机摆在人们的面前时，农业生产的出路自然就成为了反思的主题。我们是否可以摆脱农业对化学药剂的依赖，在保留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技术进步的同时，种植和饲养健康、无害、安全的农畜产品？从而，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保障自然环境的持续良好？对这个问题，石嫣和她的团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可能是解决方案中的一种。”而在探索CSA的过程中，石嫣和她的团队一直都在尝试寻找更适合中国农业的新道路。

离开“小毛驴”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在经过四年的发展后，它不仅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世界生态农业领域引起了强烈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农园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也为全国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生产运营模式。然而，就在这时，它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石嫣却离开了“小毛驴”。

在石嫣看来，中国农业生产、运营和消费当中的核心症结——信任的丧失。石嫣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统道德中的信任在城乡之间逐步丧失，食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些农民会留一块不施农药化肥的地种自己吃的菜，而卖的菜则用很多农药化肥。如果我们不去推动，这种信任关系会更加割裂。当然，这也不能怨农民。这涉及整个农业体系，几乎没人指导农民农药该稀释多少倍，而且农民普遍收入过低，由于对年终的收益心里没底，他们就会施用很多农药化肥来增加产量。”因而，石嫣想要探索的，与其说是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如说是农民与消费者之间信任体系的重建，从而不仅保证消费者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农畜产品，也能保证农民能够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并且通过“共担风险”将农民个体所面对的所有自然和市场风险分散。然而，“小毛驴”似乎并不能完全践行这一目标。

“其实，如果你想吃安全健康的菜，你不用非得自己租一块地，然后再雇农民来给你种，这等于你花了租地钱和雇工的钱，而作为雇工的农民，有时会偷工减料，实际上效果不是特别好。”石嫣说：“为什么要通过租一块地、雇一个农民来解决餐桌安全呢？而不是去找一个或者几个农户，与他们共担生产和运营的风险，共享健康和安全的耕作？其实还是因为不信任。消费者不愿意去信任农民，农民也不愿意去信任消费者，因而才会转换出雇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种菜和养殖。”

除此而外，“小毛驴”农园的农民缺乏主体性，也成为了石嫣的困惑。每天，“小毛驴”都会有不少的参观者、消费者前来，而“小毛驴”的农民们从来不会和这些关注“小毛驴”的人进行交流，甚至不会去考虑如何将菜种的更好。他们虽然是“小毛驴”的主要参与者，并从中获得了收益，但他们并不关心“小毛驴”的生产和运营理念，不了解和懂得什么是CSA。石嫣说：“小毛驴的农民是众多流程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控制权和主动权，甚至都不再是生产者，因为他们不去考虑地里要种什么，怎么种。这些，完全由我们这些负责人来决策了。那么，可想而知，当我们走了，当农场关闭了，这些农民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生产模式当中，就像是没有任何改变发生过。”

面对这些困惑，石嫣感到“小毛驴”的生产运营模式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人们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中，自然而然地想到别人种菜是不安全的，必须要自己去种菜，而自己又没有时间，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租地和雇人种地。由于这种模式并不是双边关系，而是三边关系——消费者、“小毛驴”、作为雇工的农民。其中，相对于雇农而言，“小毛驴”是一个固定不变经营者，因而，消费者更愿意与“小毛驴”的工作人员建立信任关系，而不是与农民建立信任关系。当消费者和雇工农民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小毛驴”的经营者既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认识消费者，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认识作为雇农，信任就开始面临“陌生群体”所带来的考验了。对此，石嫣的感慨是：“消费者会说，‘我们相信小毛驴，相信你石嫣，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小毛驴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不相信农民。”有此，石嫣忍不住疑惑，“小毛驴”给当前充满信任危机的农业生产体系究竟带来了什么？“也许，作为农场，‘小毛驴’本身的意义已经实现了，它不能再为CSA提供新的出路了。”

创办“分享收获”

离开“小毛驴”之后，石嫣和她的团队决定再创办一个以农户为主体的社区农业项目“我们的CSA”。这个项目后来被定位为社会企业，并被命名为“分享收获”。这个名字包含了石嫣对“小毛驴”的反思——它不再是一个市民农场，而是消费者与农民共同分享有机农业耕作成果的一个平台和链接。因此，“分享收获”从理念到模式都包含了对“小毛驴”所带来的困惑的探索和回答。

为了不再重复农民缺乏主动权和控制权的路径，石嫣和她的团队需要寻找的不是种有机蔬菜的土地，而是愿意按照有机方式种植蔬菜的在地化农民。石嫣说：“对于CSA，我更想强调的是一种在地化。耕种者是土地的所有者，对所在地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和了解。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关心自己的土地，只要条件准许，他们愿意维护土地的可持续性，有改良土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作为在环境中的生活者，而不是外来介入者，他能够找到更节约的耕作方式，并能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在无意识当中推动CSA和有机农业的发展。”

为此，虽然石嫣和她的团队将“分享收获”定位在社会企业，但他们并不打算用简单的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去运营CSA。“虽然说，美国很多的农业形态都是公司化的，但是，美国农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农场规模都比较大，并且农场主的对话能力很强，在利益分配上，农场主拥有与公司相近的谈判权。这些特征，小农户是不具备的，而中国主要是小农户。以日本、韩国为例，这两个国家的农业结构与中国最为相近，即农业生产以小农户为主。在这些国家，当资本进入农村时，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讲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与资本对话的能力。否则，农户很难从产业链条里获益，农业资源会大量流失。中国的农户远比日本、韩国要更为分散，公司化的CSA会更加不利于农户的利益。所以，我们的运作方式仍然是和农户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强调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公益，而是有助于CSA和有机农业发展的商业活动。“虽然反对化学农业，不追逐化学农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做的是依赖于外部资助的公益项目。”石嫣说道：“你给农民讲一百句口号，也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他种出来的一根无公害或者有机的萝卜，你能把它卖出去，并且卖的价格不错，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触动力。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农户。其实，绝大多数农户都具备有机农业的理念，只是外部环境不准许。包括我们说，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小毛驴”出现后，很多年轻人都加入到了有机农业的创建中。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探索出一条具备前景召唤力的农业模式，让农业从业人员感觉到前途和尊严。”

基于这样的理念，几经周折，“分享收获”找到了现在的合作者——郎叔一家人。石嫣说：“土地是郎叔的，他愿意种有机蔬菜，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得到了解决。他会动脑筋，考虑种什么和怎么种，考虑到哪里去找有机肥。比如，郎叔知道附近有一个养牛场，4块钱就能买一车牛粪。这是我所说的‘在地化’的具体体现。现在，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只是销售这一部分，地里的所有的决策都是由郎叔来做的。”

谈及到与郎叔的合作，石嫣和她的团队最为自豪的是：“我们与郎叔是在多次的磨合之中，通过长期的博弈，慢慢达成了彼此的信任。郎叔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了解郎叔的耕作计划和进程。这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而最为关键的是，我找到了一种更有助于信任体系建立的运营模式——用固定的土地的承载数量来削弱规模扩大之后的信任危机，提高农民的主动权和自觉意识。”石嫣说：“我之所以坚持找有地的农民，是因为土地是固定的，即使以后换了承包业主，这块地它也是固定的。既定面积的土地，其所能种植的量是既定的，因而它所能服务的消费人数也是限定的，土地本身的固定使得消费者能够知道餐桌上的食物来自哪里。久而久之，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粘合度就会得到增强和提高。消费者、农户当然知道‘分享收获’这个链接和平台，但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彼此，知道自己在为谁种植，知道自己的食物来自于哪里。那么，即使有一天，‘分享收获’离开了，CSA这种模式仍然有可能被坚持下去。”

“分享收获”带来的农业反思

“分享收获”的创办过程中，石嫣想到过各种困难，但有三类困难是出乎她前期预料的：一是，种植技术的匮乏；二是，农业生产力的缺失；三是，生产意愿的丧失。

在找到马坊村之前，石嫣曾经去过通州区的另外一些村子，她发现，有些村子没有为市场种植蔬菜的农民，很多都只种大田作物，没有人敢放弃“化学农业”所带来的安全和方便，去冒险种植有机蔬菜。石嫣说：“以前，我们在做有机农业时，还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比如，总觉得农民不种植绿色蔬菜完全是意识上的问题，只要能够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和绿色种植的认识，他们就可以种植绿色蔬菜了。当然，他们愿意尝试和努力的话，确实也可以做到。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农民的种植技术没有我们想象的好。在一个村子里最多也就是几户，不会超过五户，有很丰富的种菜经验，可以不依赖于化学药剂来种菜。”而比种菜技术匮乏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力的缺失。

目前，与“分享收获”合作的农户郎叔已经50多岁了，这是一个本该退休的年岁，而郎叔也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与此同时，因为农业收入偏低、社会地位不高、前景不乐观等原因，郎叔的孩子们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力。换言之，当郎叔不再耕种之后，郎叔的家里可能就不会再有务农人员了，而这并不是郎叔一家人的状况。因此，对于未来的农业生产力，石嫣认为，“中国农业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生产力的匮乏期。未来谁来种地？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解决农业生产力缺失有赖于农业收入、农民社会地位和农业发展前景的改善。在这些问题得到改善之前，农民的生产意愿基本处于丧失阶段，究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农民目前种地的大趋势就是，寻找一种省事的方式，大家都不愿出辛苦了。”石嫣说道：“以马坊村为例，它以前是一个种菜的大村，但现在马坊村的农民都转为种大田作物了。郎叔种了20多年菜，三年前转为种大田作物。而差不多从去年开始，马坊村开始转向种树。因为，北京需要很多的绿化树，并且种树更省事，省人工。当然，在这个省事里面，其实还包含着，辛苦不挣钱的原因。但是，农民不愿意出辛苦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农业产业所面临的不单纯是如何提供安全健康的有机产品，还包括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并给予他们一个可以相信的农业发展愿景。石嫣在郎叔家所遇到的事，让她更为相信这一点，也更加确信CSA所要解决的不单纯是食品安全问题，而应该是农业发展新秩序的探索。“农业生产的问题主要是纠结在收入和前途两个问题上。”石嫣说：“比如，郎叔以前一直种蔬菜，三年前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山东蔬菜进入到了北京市场。山东的菜，规模化程度高，农民的劳动力价格比北京便宜，再加上运输以及各项优惠，山东的菜就具备了价格优势。郎叔也就不再种菜了。因此，解决农民的收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除了收入的提高，职业前途同样很重要。我们最初找到郎叔时，他并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最后郎叔同意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儿子决定要加入进来。”

石嫣说，郎叔的儿子是80后，专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愿意务农，因为务农没什么前途。于是，每天都无所事事的在家里打游戏。“分享收获”在始终未能说服郎叔之后，转而向郎叔的儿子介绍他们想要做的事。最后，郎叔的儿子认可和接受了石嫣所带来的理念和理想，同意与“分享收获”一起做有机农业。郎叔也痛快了加入了。对于这个结局，石嫣笑着总结说：“这里面不仅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可以接受的职业前景。让他觉得，农民同样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职业。”

与消费主义的和解之道

与最初创办“小毛驴”一样，“分享收获”同样面临着消费者的权益诉求。其中，虽然包含着合理的诉求。但更多的诉求与“分享收获”的农业理念相矛盾。例如，食在当季导致了蔬菜品种不够丰富；不施化肥农药使得蔬菜的卖相不够好；不清洗蔬菜有助于蔬菜长时间保存，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外观的需要。这些细碎而繁杂的问题是“分享收获”必须面对的消费客服，而与这些问题相比，更困难的问题在于——价格。

较之市场售卖的蔬菜，“分享收获”所提供的蔬菜价格偏高。对此，石嫣并不避讳。除了有机蔬菜本身的特点——前期风险高、产量少、不能与非有机蔬菜争夺时令市场——导致其价格必然较高之外，石嫣认为：“农民应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这不仅是一种人道情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农业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我们就必须确保农民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也就是说，农民一年的收入除了满足生产、生活之外，应该有足够的剩余让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投资，盖大棚、学习、进修技术、提高自身素质等等。”

特别是种植技术的推广和深化，石嫣说：“农业技术70%是源于经验，实际操作中的经验。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其农业生产技术丝毫不会逊色于一个大学教授，甚至超过后者。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拥有两个农业技术的来源，一是经验丰富的农民，二是大学科研院所的教授。但是，我个人的直观感受是，基层种植技术资源非常缺乏。究其原因在于，知识与资本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没有资本的地方，知识不会进入。因此，大学科研院所的教授都被大的有机公司请去讲课了，而村庄这种地方，资本缺乏，知识也不会来，只能依赖于经验丰富的农民。但是，农民在村庄里推广技术，还是依靠传统的口口相传，谁种得好，大家就去看他种。没有一套更易于传播的体系在里面在其中。结果，就造成了农村在知识和技术上的空白。”

对于改变这种知识和技术空白状态，石嫣认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提倡的观点仍旧值得尊重——传统农业的弱小性主要是由于农民已耗尽了作为他们所支配的投入和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生产技术”的有利性，而对于农民的储蓄与投资以增加再生产性资本的各种形式的存量，几乎没有什么刺激。因此，为了改造传统农业，就要发展并供给一套比较有利可图的要素，让农民能够投实现向人力和物质资本的投资。

“为此，我感觉，未来的CSA必须考虑消费者的联合问题。”石嫣说道：“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对安全优质食品的需求，会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然而，前提是，消费者懂得如何和怎样支持生态农业。”

在石嫣的理解中，生态农业的消费者不单纯是订购一份有机蔬菜，获得一份安全的、未采用农药和化肥的食物。同时，他们也应注重土壤改良和环境维护，注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因而，他们愿意与自身的消费欲望达成和解，控制和消减奢华、不必要的消费，吃在当地——减少长途运输的能量消耗，吃在当季——不过分向土地要求产出。这并不是要求消费者做出无私的牺牲，而是希望消费者懂得理性消费。在食品生产和供应中，非理性消费事实上是不安全食品的推动力之一。

 当然，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转变消费者的理念、意识和习惯，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石嫣和她的团队的设想是：“等到马坊村的农民看到郎叔一家生活的改善之后，他们会逐渐加入到CSA中。到那时，如果农民们能组织起来，自行发展有机农业。我们就可以转而去组织消费者，然后作为消费者这一群体的代表，去和作为生产者的农户进行对接，为CSA和有机农业提供更强的推动力。”因为，依据以往的经验，消费者的分散及其对生态农业的不理解，可能会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严重阻力。

在这一问题探索中，石嫣认为，关键是“把消费者变成共同生产者”，让消费者更多地去参与。“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词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出现的，它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切分开了。让消费者成为一个纯权益诉求方，对于产品的生产制造完全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消费者如果能够更多地了解生产的过程，了解生产主体的各种境况，包括他更多地去知道食物的产出什么的，变成一个共同生产者了，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组织消费者，寻找与消费主义和解之路是CSA未来需要和必须探索的问题。

城镇化所带来的不确定

城乡平衡是石嫣在探索CSA过程中时常会考虑到的问题。在石嫣看来，城市化是一个各种要素聚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为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两点，一是，环境污染问题被更多地转嫁给了乡村；二是，资源被城市所吸引，乡村的发展处在了资源空白的状态。结果，中国城市化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了城乡不平衡发展，其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谈及到城镇化问题时，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其可能会促进CSA的发展，也可能会像城市化一样导致农村资源的流失。石嫣说：“现在各大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在寻找一个新的方向。今年，世联地产、万通、中粮，还有一些小的公司都曾找过我们，因为他们进入乡村来拓展之后，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在现有耕地制度不变的条件下，他们拿到的土地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农民集中上楼，然后获取农民的宅基地，去修建房屋，通过出售这种房屋来平衡他的开发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政府要求他们必须解决所有上楼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次，既然是乡村，农民原来肯定有耕地，基本农田是绝对不能动的，那么，农民上楼之后，耕地怎么去办？农民搬到了离耕地很远的地方居住，并且获得了补偿款，他们可能就不愿意或者不方便种地了。这样一来，城镇化就会面临如何解决空闲耕地和农民就业两个问题。”

如果乡村城镇化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可能的状况，它有可能会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空间。“有些房地产公司设想的可能方式是，用耕地做半农庄式的开发。比如，1000亩地划成100块，每块10亩，每10亩地上建一个小屋，城里人来住，并在这里做一些农庄式种植或养殖，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石嫣的设想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开发一些商业地产，卖给城里人居住，而那些耕地就完全可以作为小区居住人口食物资源的固定供应地。那样的话，就真的是社区直接对着农田，消费者与农户之间可以形成非常稳定的CSA模式。”因此，在石嫣看来，城镇化的过程对于农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很可能会为CSA提供介入和发展的空间。至于这种可能实现的前提，石嫣认为，“关键是，城镇化应该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在公共品供给方面，还是在公民社会福利方面，城镇化都应为乡村提供与城市同等的待遇，让农村能够公平且平等地与城市一起分享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农业才可能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