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暑期，父母来京小住。一天，带他们郊区玩，回家路上想起顺路去拿在农场订的菜。我爸终于知道了每周拎到家的那袋菜的真实成本。“10块钱一斤，疯了啊”。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到农场，尽管已经在他家定了几年。农场主人身份传奇，名校博士毕业，投身生态农业种植。农场的姑娘带我们在农场转了一圈，我爸饱含质疑地问这问那，令我心安的是，尽管他表情急切，终归没有和姑娘激烈对峙，可回到车上，论点都抛了出来：

她说不用化肥农药，怎么可能，我是种过地的，那些虫子根本没办法！

她说用地里的菜叶堆得肥，根本不可能够用的，化肥那是含有氮磷钾的！

她说种的小块的菜专门给虫子吃的，怎么可能？！那虫子怎么那么听话，只吃这种，不吃那种？！

我种过地的，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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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确实没种过地，只是和表弟们到地里偷过花生、挖过红薯。

印象中，那时，亲戚们去喷农药、撒化肥确实就是农活的一部分。即使是盛夏，大舅妈也会戴着厚厚的口罩，背着农药喷桶去地里，农药刺鼻，小孩子常常掩鼻就跑，还会被大人骂作懒。

几个亲戚都在家乡一家大的化工厂工作，那个厂就是产化肥的，一到农忙季节，尿素、磷肥供不应求，他们的工厂多年来在老家都是效益好的单位。

“万物生长靠化肥，万物生长靠农药“，这是我这次去四川采访听来的。现实就是这样，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土地虽然在减少，却出产了空前丰富的物产，常常有这样的声音质问：不上化肥农药怎么可能养活这么多人，怎么让你们一年四季想吃什么能吃什么！

这话说的是事实，但是，无限高产的土地是什么样了呢？最早关注这个问题，是两年前，做《拷问食品安全》时，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完韩俊，他给了本《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其中《产地环境质量与食品安全研究》一章中说：

化肥只有一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量营养物质有的从土壤中淋失，有的转化为“难效应“而残留在土壤当中，有的则在化学反应过程中挥发到大气中。

由于我国施药技术和农药制剂较落后，或施药不及时，农药品种不对口，农药的实际利用率很低。极大部分降落到地面、水汽。虽然经光、热和微生物的降解，仍有相当数量的农药本体及降解产物残留在环境中，最终污染蔬菜产品。

 

而来自学者的调查显示：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 ，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大部分残留到土壤和水体当中，而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同样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环保部公布的调查结果，目前农业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第一源头。

土壤状况已经陷入饮鸩止渴的循环，市集上，来自河北顺平地农民赵大哥告诉我，原来的土地早晨起来会有腾腾的雾气，现在没有了，板结得厉害。

“我听说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化肥用上之后，今年用100斤，明年得150斤才有效，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的。”

农村的七站八所很多都已经成了售卖化肥 农药的商店，甚至在很多地方，农村的惠农补贴直接发农药化肥。

于是，我们才有了供应充足的食物。

“我们这代人是可以吃得饱、吃得好，那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石嫣问

 

三、

 

时至今日，没有直接的研究表明化学品对于人身体的影响，医学专家只是说，高发的恶性疾病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

但种地的农民们自己悄悄在改变，早些年，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到的神奇的肥料，在他们自己留作口粮田的地里已经不用了。每当他们去给城里的亲戚送土特产，都会加一句：自家产的，没用化肥农药。

在四川，我们碰到一个正在施肥的大妈，一亩地用100斤化肥，这个量已经超过了国际的安全标准3.5倍。大妈坦诚，自己吃的不用。

“您自己吃的菜不用，觉得可能对身体不好还是怎么着？”

“对身体不好。”

“为什么卖出去用？”

“长得快一些。”

顺平的大哥更是直白。

“城市人给农民造假，可是农民呢？就慢慢下毒，就是这样。”

就在这两天，微博上一则消息被狂转，河南一农民因为萝卜卖不上价决定免费送给市民，但消息引来3万人拔萝卜，并偷走红薯2万斤。

这样的人与事一点点掏走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信心，高筑起不信任甚至敌视的围墙，但我们又很难去推因及果，或者推果及因。

似乎扯远了。

所以，当有人说，他们放弃化学品种菜，又因为成本高企而价格加倍时，我爸甚至是愤怒地不信任，他判定他做调查性报道的女儿被人骗了。我见到石嫣时，问她，你遇到过我爸这样的客户吧？你怎么办？

她说一会邀请他来看，二，这是社会整个不信任情绪的体现，慢慢来吧。

能重建信任么？

她说CSA就是尝试重建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关系。在小毛驴的采访只有两天，只见了钟声在内的很少几个客户。他们之间确实像相熟的朋友，钟声正和石嫣说他们全家都要来农场参加石嫣的婚礼-----

但真正打动我的，还是在安龙村。

 

四、

 

安龙村很美，确实是竹林深处有人家。

河流研究会的大姐把我带到高家，大姐说，他家她家来访的人最多，去年盖起了几间简陋的客房。家门尽开，但无人。

“李——娘娘——”，大姐地道的川音朝着地的方向。

“哎——”应声而来的是一个步子轻快、笑意盈盈的老人。

天已擦黑，李娘娘开始忙着煮饭 ，她告诉我全家信佛，吃素。

饭很简单，蒸红薯、南瓜。李娘刚从地里摘来的豌豆尖、佛手瓜、空心菜----锅里焖得是自家产的红米。菜只是放些豆瓣、辣椒或者藤椒，大火一爆就可出锅，脆嫩鲜香，何况又是有机种植，久违的菜味！

和我们一天住下的还有个姑娘，郫县人，学室内设计的，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她说她特别喜欢安龙村，我问她干嘛来，她说她就想在这住几天，我一时有点语塞。送她来的，就是她的姨妈，我们片中采访的李星。

只看到李星和姑娘在家里忙里忙外，像是家里人，我初来乍到，还以为她们有什么样过往的情谊，后来熟了才知道没有，就是消费者，而且李星还不是高家的消费者。

所以高大爷说：“有外地人问我，你为啥子要坚持，人都不坚持，你们坚持。我说我们是利己利人，既合乎食品安全又合乎环境保护，既创建人与自然处得和谐，又创建人与人处得和谐，我们也不单纯的生意人买卖关系，我们也不要赚钱，我们也不想赚好多钱，我们就要简单生活。”

这几年，常有人来安龙村，在这住下。也有访者像在酒馆一样招呼：老板儿，来点酒！高大爷也不客气：我这没酒！

别说酒，在这吃饭连饭也是自己做，饭后还自己刷碗。这些农民的“派儿”从哪来？

当初，他们也肩扛单挑地去城里卖菜的，受人白眼，遭人压价，通常晚上回来得菜没见少多少，还多了一肚子气回来。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农民就是这样的生活。

“要不怎么农民都愿做城里人呢，拼命地想做城里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李星说。

“在国外‘farmer’是一个职业，而在我们这儿，农民往往被附加了地位、身份，会被看不起。”石嫣说。

被看不起就没人愿做农民。

高大爷家因为种植面积大，他们还雇了三个阿姨，这三个阿姨都是四川人，但不在本地，共同之处都是，儿女把她们接到了身边，在镇上买了商品房，让她们颐养天年，可她们没待多久，就闲疯了，每天骑一个小时车到村里来种地。

一天下午，和她们聊天，她们告诉我，在老家，村里的地60%都撂荒了，一个阿姨一边说一边抹泪。

整个农村不是如此么？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每年被撂荒的耕地有三千万亩。

农民是来养天下人的，被看不起谁会关心被饲者的安全。

“你拿桃子来说吧，有时候行情上来了，上午刚打了药，下午就拿出去卖了。”

也许世间万事都要囧到最坏的状况才有立的可能。

就像CSA的发源，1960年代的日本、瑞士，就是因为除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消费者才去找农民，不惜和他们一起共担风险来换取安全的食物。

近年来频发食品安全事件确实也教育了很多中国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CSA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前景。

李星说她是在一家素餐厅吃饭时，知道的安龙村，她跑来见了农民、志愿者。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来迟了。”

“在平时的生活中，你是一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么？”

“不是，像超市里那些很贵的，有机的菜，我都不相信的。”

“那为什么来这就相信了呢？”

“就因为看见他们的真诚，看他们这么辛苦的耕作，现在，像他们这样的人太少了。”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这些CSA的消费者和农民，重新组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会，把最乡土的待人之道重新拾起。

王成，没上过初中，因为要照顾父母，只能窝在农村种地，这在农村也算得上“没出息”。而且近几年来，家里的几多变故一度让一家人的生活跌入谷底。但是，他的这些客户并没有只作壁上观，而像亲人一样关心他家的境况。

我问王成：你觉得这些消费者和你原来去摆地摊时的客户有什么不同？

王成朴实：原来的那些朋友都是要买便宜的或者多带走一点，现在的客户首先都是来问：王成，有没有受灾，很关心我。

在王成家的院子里，晒着两大缸红红的豆瓣儿。我问他：卖啊？他说：不，到过年的时候，分给我的消费者。

说个花絮：我们采访王成的那天，他刚刚得了儿子，而这个媳妇，就是因为知道他在做的事找来的，两人一见钟情，也算闪婚吧，呵。我之前见了那姑娘，原来在广州做瑜伽教练，很开朗，城里人。她说：等王成经济条件再好点，她要在房子上再搭一层阳光房，她可以教大家练瑜伽。

他家是一幢简单的白房子，屋后是几十米高的毛竹，院子里种着柚子树，四周就是他家的菜地，一垄垄豆苗、胡萝卜、茄子、辣椒----若站在高处看，得美死了，那个瑜伽房！

 

五、

 

高一程和他的弟弟妹妹都从城里回来了，在很多人看来，还不是权衡挣钱多，还真不是。

高一程原来在一个建筑工地，已经做到了管理层，月收入也有几千块。

“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压力很大，因为开支很大的，越来越大，”

吃饭、喝酒、喝茶、打牌，高一程说他那几年过的就是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体面，可光鲜背后也有代价。常年的噪声已经让他的听力受损，而不规律的生活让身体问题也是不断。2008年，高一程决定放弃。

“你返回农村做农耕是一种试验吗？”

“可以说是一种尝试。”

“尝试什么？”

“大家都在讲，都说农村没有出路，但是我在想，这个生态农耕既然对环境好，对健康也好，又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可以作为一个模式来进行，跟更多的人分享，让大家反思。”

高一程说反思自然指的是农民不应该只有进城打工一条路，更不应该把田地贡献完了再把宅基地贡献出去一个结局。

原本成都河流研究会选择安龙村时，是因为它位置偏僻，可如今从郫县到安龙村的路上，城镇连成片，就在安龙村边，商品房小区已经簇新地站在那里。农民说他们这正在实行整理土地，统一居住，安龙村也迫在眉睫，经常会有领导到安龙村来有意无意地聊这个话题，他们总要高大爷出个能搬走的价，高大爷这样跟我转述：

“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就这样劳动为生，我靠自己吃饭我心安理得。“

“如果他们说是国家需要怎么办？“

“国家需要，真正是中央有文件，我这个地方要是成了军事要地，不保国家，我们的小家不保，那种情况，我们小家无条件搬迁。”

高大爷这话噎回了那些还想做工作的干部。

高大爷这么足的底气源于安龙村日益丰隆的名声，在这几户背后，已经有了上百户消费者的支持，有了众多学者、环保志愿者的关注。

但是，局势像是一个阵地，双方都已秣马厉兵。鼓声渐起，胜负却是定了的。

“你现在还会有什么样的担心吗？”我问李星。

“担心即诅咒。”

“什么意思？”

“你越担心它怎么样，它越会怎么样。所以不用担心，安龙村会越来越好，继续下去就OK了。”

即使是一个梦境，他们也不愿去打破。

可是，我们却看到如此之多比噩梦还残酷的现实。

我们在小毛驴采访了刘大姐，后沙涧的一个农民，现在在农场养猪。几年前，她们村的地全部被征收并集中居住，家里得了上百万的补偿款和几套楼房。

“也没有觉得特别幸福。”大姐一坐下，眼眶就有点发红。提起拆迁那段日子，大姐只说了一句“太痛苦了”，就摆摆手，不说了。

大姐告诉我，她家原来的院子种了好多菜，但现在只能去菜市场买那些不知用什么催起来的蔬菜。

在她记忆里，她家有院子的时候，有一次她生病，头晕呕吐，从外面回家精疲力竭，但到了院子扶着她家那棵大柳树，“马上觉得心里痛快了”。

“自己有那个院子，就是有自己的天地。”

“自己种菜，种一畦韭菜，随便吃，种点瓜果这样的。就是自己有一个安乐窝，一拆，我说就跟那鸟似的，搭一个窝，一下把这个窝给戳了，这一拆，那个钱……”

石嫣租住在现在村子里，都是楼房。我们想去拍些她家空镜，一看我们去，楼下坐着聊天的农民马上围上来，情绪激动地跟我们说拆迁的事，我们只能听听。

离开小毛驴的时候，看到那只被石嫣称为“形象代言驴”的毛驴，石嫣说它和当年她们下乡时的一场争论有关。

“一拨年轻人就说我们应该像美国那样全部机械化，然后都是用拖拉机耕作，大规模的那种，一拨说我们还是应该使用畜力来耕作，后来温老师就说，你们别争论了，我买一个毛驴，后来那个村庄有的时候会停电，地里就浇不了水，还的时候，你用不了拖拉机，这个时候呢，村子里就得用毛驴，所以后来呢这个争论反而变成大家就逐渐理解了，说我们并不是绝对的话的完全不用机械，就是退回到几十年。就是让这种毛驴本身它是一种替代性，他可以在呢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持续地耕作，而且也可以保证你的收成，种植或者是耕种，所以它反而是，我觉得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越是多样化，这个体系本身就越是稳定。”

只是，在当下，明白这个理儿的已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