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答疑（一）

　　　——问学刘操南先生

徐宏图

刘操南先生（1917—1998）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除研究《水浒》《红楼》及明清戏曲外，尤精通《诗经》与《楚辞》。1984年夏，经郭在贻教授介绍，我多次走访刘先生，将阅读《诗经》遇到的种种疑难，诸如《诗经》的删定、诗序、音韵、六体、笺注等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一一作答，我边听边记。现据当年的记录，整理成文如下：

一、“删诗”之问　

《诗经》得以流传，首先应归功于孔子整理并删定“三百五篇”，使之成为历代的教科书而流传后世，至今依然入选大中小学的课本中。其意义正如刘先生援引《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删诗说之后所说：“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孔子重视诗教，这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对于孔子“删诗说”，尽管班固、刘向、扬雄、郑玄等两汉学者均无异议，然而自唐孔颖达谓《毛诗正义》“未可信”的提法一出，遂不断有人予以否定，例如宋郑樵，就首当其冲，在他的《诗辨妄·删诗辨》中说：“夫诗上有《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零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删也。”。朱熹、朱彝尊、崔述等紧随其后。近年，因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专立“孔子删诗之说未可信”章而引发了一场辩论，更令人是非莫辨。

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刘先生，他先针对孔颖达、郑樵等人的误解作答说：“司马迁说的关于孔子删诗之说由来，那时史料较多，两汉学者见闻博洽，刘向、扬雄、班固、郑玄因而都是理解的；到了唐孔颖达时代隔的远了，情况不明，于是产生误解，提出疑问。”同时还举了自己1985年编辑《红楼梦弹词开篇集》及汉刘向校订《荀子》时所遇到的相近事例供我参考。接着即从以下四点剖析蒋伯潜的误解：

关于“见存者多，亡逸者少”，他说：“诗三千余篇是周室和诸侯国家各种藏本汇集起来的，各本篇目基本相同，稍有出入，故所去的可以是十分去九的。删去的只是不符合礼乐，即无与于弦歌的单章零句，数量极少，故诗亡逸者少。”

关于“孔子言诗，辄云三百”，他说：司马迁谓“古者诗三千余篇”，指周室和诸侯国家藏本诗的总数。各本《诗》原为三百篇左右，孔子定《诗》后仍为三百篇左右，无大差异，故孔子言《诗》，辄云三百。“辄云三百”，无妨孔子有删诗之事。

关于“季札观乐”，他说：“季札观乐之时，鲁乐所奏，其所据的藏本《风》诗不仅未出十五《国风》，且有所缺。这时《诗》已有雏型。孔子所定，即就这雏型的各种藏本，相互订补，稍有增删，同时正乐，于文字上有所改易，与藏本变动不大。并非改弦更张，与藏本截然判为两书，惟孔子‘论次《诗》《书》’，对藏本质量必然大有提高。”

关于“孔子删诗，以‘贞淫’为标准”，他说：“《论语》《左传》中所见逸诗，“岂得谓之‘淫’哉！”孔子删诗，司马迁只说“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两条，并未提出“贞淫”为标准。同时采诗“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贞淫”均可入《诗》。孔子曾云：“《诗》可以观。”正可以观，从而移风易俗。孔子不仕，《诗》以授弟子，义有美刺，作《春秋》。书有褒贬，正反皆可教育，岂必攻乎一端，执一而论！以“贞淫”为标准删诗，自是后儒臆说，不足以乱孔子删诗之说。　

通过刘先生的上述论证，终于使自唐以来怀疑孔子删诗说的种种误解涣然冰释，而蒋伯潜所提出的所谓不可信的四个问题也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