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的最大亮点有二：一是法院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行为要求坚决予以纠正；二是要求高度重视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民生类案件，防止处理不当而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最高法的《意见》的初衷在于指导金融危机下的行政审判工作，但《意见》的丰富内容远远超出了行政审判工作本身。很显然，这是一份金融危机下，各级法院作为诸多矛盾的调节者和舒缓口，如何做到从司法源头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通过司法的保驾护航，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的指导性文件。

笔者认为，最高法的《意见》无疑抓住了当下政府行政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所在。在举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以反危机的特殊时刻为借口，在一些领域搞“不法治”的特殊化，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在行政审批、政策变更和政府信息公开等领域，特别是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以反危机为借口，违背行政审批的法治程序或者对应该公开的信息不予以公开，不透明或者不依法行政的现象突出；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在反危机的掩护下，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形成新的行业垄断，严重影响经济秩序，影响经济复苏的大局；三是在民生领域，以反危机为借口，不注意舒缓矛盾，不重视民众的利益诉求，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以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等方面，导致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法治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而法院则是社会正义的“输送管道”。 在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级法院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部位，起着法治秩序安全阀的作用。特别是在危机应对时期，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时，如果法治能够承担对于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再分配的功能，通过法律对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和民众合理的诉求进行及时的救济，便会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

越是在危机的时刻，政府部门越要依法行政，这是确保“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得以实现的法治前提。以群体性事件为例，在危机的特殊时期，通过法治途径予以解决显然是“成本最小”、最理性的方式。而如果以危机为借口，不给民众提供合法的利益诉求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简单粗暴，则可能使得一些本来易于解决的事件可能被迫通过非理性、非法治甚至暴力的“私力救济”方式寻求解决，而这种救济方式不但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引起更大的反弹和社会不稳定。 从危机以来一些典型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部分群体性案件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解决，根子就在于政府久拖不决，将合法的利益诉求机制“堵死”，导致法律“失灵”。当弱势群体在法律体系里无从获得正义的时候，只能诉诸上访等私力救济手段。

因此，在任何时候，法治都是最可靠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我们要特别防止在很多领域，因为反危机而出现法治的倒退。我国依法行政的原则刚刚确立不久，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的痼疾有可能以危机之名而借尸还魂，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更可能因为金融危机而肆意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强化法治的理念，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则危机远去之日，可能成为法治沦丧之时。

（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