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凌晨，中国证监会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将于五月一日开始实施，此举标志着此举标志着准备了十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破茧而出”，完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最后一块重要的拼图。

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刻，中国正式启动了创业板，此情此景，我们无法不赋予创业板特殊的使命和意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创业板，能否给困境中的中国中小企业打开融资的生命通道，能否为国家创新战略谱写新篇章，甚至能否培养世界级的伟大企业，都成为公众评判创业板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成为中国创业板从一出生就必须背负的历史责任。

也正如各界所言，创业板无论任何时候启航，对于中小企业都是一个莫大的福音。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众望所归的公共政策，我们竟然酝酿了整整十年之久，08年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推出的时候，次贷危机演化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错失了当时认为最佳的时间窗口。而最终推出的时候，选择在3月31日的凌晨1点45分，这个时间点，折射出管理层对创业板的期待之高，以及面临的压力之大都是空前的。

这种压力，首先来自于全球创业板的命运多舛，无论是空前成功的纳斯达克，还是我们香港的创业板，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毁灭性的挫折。2001年网络泡沫的破灭，让纳斯达克的股指跌去了70%，而香港创业板在1999年推出以后，一直跌跌撞撞。可以说，全球目前的创业板市场，无一不经历了发展中的风雨。这和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本身的资质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而从各国的创业板市场来看，热衷炒作，波动很大，市盈率高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给各国的监管者带来的莫大的压力。

正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使得中国管理层在推出创业板的时候忧心忡忡，而我们主板市场的制度残缺又让这种风险无形中被放大。从现在来看，主板无论是发行制度，信息披露、还是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的监管，以及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制度信任的危机，在主板陷入制度困境的时候，管理层有多大的把握搞好创业板，无疑是目前创业板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问号，而投资者对创业板的信心并不在于是否对上市的创业企业的信心，而只要是对监管层的信心。我相信，能上中国创业板，特别是首批登陆创业板的企业，都是优中选优的佼佼者，其本身的资质和成长性绝对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管理层有没有监管的能力，确保创业板不“主板化”。

因此，我们看到，管理层在创业板的制度设计上显得异常的小心翼翼，在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比主板市场明显严格。比如，办法特别强调，创业板市场应当建立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投资者准入制度，要求发行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显要位置提示风险，还要求证券交易所建立适合创业板特点的市场风险警示及投资者持续教育的制度，督促发行人建立健全维护投资者权益的制度以及防范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的内部控制体系。而在信息披露方面，强化了保荐人的尽职调查和审慎推荐作用，要求保荐人出具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同时，为防止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操纵行为，特别设置条款，规范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信息披露责任和行为规范。这些风险防范机制的设立，不仅必要，更是确保创业板“不变质”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管理办法还参照纳斯达克等市场的规则设立了退市制度，这无疑是最好的风险提示。当然，制度只是监管的前提，而监管成败的关键则在于理念。我们希望，管理层在对创业板的监管除了加强制度建设之外，更要吸取主板监管失灵的教训，在市场化的监管方面能够迈出更大的步伐，可以在创业板市场试水集团诉讼的民事赔偿机制等司法监管措施。

需要指出，《暂行办法》只是创业板启动的制度建设的第一步，但短短五十八条的法规显然不足以担当确保创业板安全启航的重任。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划，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将陆续颁布与《暂行办法》相配套的规则、指引，组建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适时发布上市规则、交易特别规定等其他相关规则，并对保荐人、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进行培训，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和投资者介绍创业板特点和相关制度，向投资者充分揭示创业板投资风险。只有在上述工作基本完成后，证监会才会根据《暂行办法》和相关规定受理企业的首发申请材料，诞生第一个上市的创业板公司。

创业板无论从那个层面解读，其意义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也正如很多以前发生的故事一样。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乃至于产业升级和解决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寄希望于创业板的设立。中国中小企业目前的困境属于制度系统失灵事件，设立创业板当然很重要，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美国也好，欧洲也罢，事实证明，唯有在中小企业的税收、信用机制、信用担保体和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建设上下决心取得进展，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的困境，创业板的设立才能显得更有意义，才能赋予创业板。

（为南都撰写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