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人股权基金TPG与麦格理联手竞购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出价高达111亿澳元(合87亿美元)，如果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该收购案将成为航空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易之一。

对于美国人收购Qantas，澳洲人似乎一点不担心其最大的航空公司落入老美手里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关于澳航的收购，除了个别财经媒体报道之外，好像很少有人关注，即使是个别媒体的评述，有议员直言不讳地认为：媒体不应该浪费宝贵的版面讨论澳航的收购问题，那应该是股东关注的问题，友邦惊诧啊。反观中国媒体，对这个事的关注远胜于澳洲人民，操心啊，他们长篇累犊地报道着，跟踪着，替澳洲人着急啊，巴望着霍华德政府义正词严地出来反对美国人收购。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任何售股行为都必须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在Qantas的董事会接收了美国私人股权TPG的87美元的报价之后，可以让这桩标志性的收购事件流产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民粹主义者的要求下，澳大利亚政府反对收购，一是10％以上的投资者投票反对该项收购。

2007年2月26日，澳洲总理霍华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不会阻止有关方面对Qantas提起的87亿美元收购案，“只要交易符合法律法规，”政府不应“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归属”。3月8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批准收购计划。如果在4月3日之前，90％以上的投资者支持该项收购，意味着全球航空业最大一笔收购案就此诞生。

澳航收购案和外资在中国一系列收购受挫的遭遇，折射出吾国在外资收购方面的不自信和重大法律缺陷。澳大利亚区区两千多万人口，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应该不亚于我泱泱崛起之大国，考虑到澳航在澳大利亚航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澳大利亚政府不但应该坚决反对，而且应该象李荣融提出的，坚持“国家绝对控股”，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相反，澳大利亚政府竟然公开表态不反对美国私人股权收购，而是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澳航的股东，这种开放和自信的姿态不但没有让澳大利亚走上“奴役之路”，而是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国家的强盛。

澳大利亚政府在澳航收购案中的“无为”姿态，给中国政府和民粹主义无疑上了很好的一课。在地球日益“平面化”的时代，影响一个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的因素不是外来资本的“侵略”，而是包容的胸怀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就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言，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并非外资并购，而是法治的残缺和政府繁琐的审批，这是我国竞争力的最大残疾。

就外资并购而言，当务之急是缺乏一部完善的外资并购法规。我国现在关于外资并购的法规复杂而且不完善，跨国并购的程序复杂而且繁琐，许多不同的政府部门单独或者用各种方式联合发布了许多法律法规，而且政府审批程序非常繁杂：商务部负责外资企业资格的审批，国家发改委负责大型投资项目的审批，国资委负责国有股权转让的审批，还有证监会，外管局，税务总局，财政部，工商局等各路神仙都把持着审批大权，而行政审批加大了外资对于国内并购的政策风险，其实降低了中国资产的定价，增加了腐败和寻租。正如世界银行《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内容摘要与中国数据》中指出的，在不同国家，繁琐的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相关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每个手续都是一个‘接触点’(point of contact)——一个行贿受贿的机会”。

我们看到，TPG收购澳航，去年11月发出要约，12月澳航董事会就接收，监管机构随后不久即批准，现在就等股东投票决定，费时之少，程序之简，令我这个做并购的中国律师非常艳羡。而凯雷收购徐工，2005年10月签约，协议一改再改，审批千头万绪，至今未获批准。这样的制度“落差”，我们怎么去和国外企业去竞争？因此，在外资并购领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并购法规，设计透明简单的程序。除了非保留不可的审批之外，大幅度减少政府对于并购商业行为的干预，把交易成败的决定权交给公司的股东而不是政府，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制度的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高中国资产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