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对话陶行知#：研究学问，需要科学精神。强调理性与实证性，坚持实事求是、批判怀疑、创新探索，是科学精神的核心。科学最忌讳的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玄想武断、傲慢自满、固步自封。所以，陶行知先生主张应该用科学精神培养学生，让他们用科学家的思维和方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学会仔细地观察生活、认真地提出问题，大胆地进行假设，小心地研究求证开始，还要通过分析、比较、综合等具体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科学教育思想

陶行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倡导科学教育,30年代提倡“科学下嫁”,40年代创办育才学校。他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桥梁。”他立志为新中国培养科学人才，以普及科学，创造富裕、文明的社会。陶行知从事科学教育数十年，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精神，亦即科学精神。在陶行知科学教育活动中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些科学精神：科学兴国思想，实证精神，勇于批判精神，自由探索和追求真理精神，创造精神等。

科学兴国思想

“要救中华民族，必须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生存于现代世界。”（《关于科学教育》）

“守旧的头脑，是一切进步的大障碍。……黑漆一团的头脑要用科学之光来轰动他，叫他起一种变化，向进步方向去思想。”（《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

“要想创造科学的中国，必须培养科学人才的幼苗，才能达到目的。”（《要加强自然科学组》）

“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桥梁。小学教师必须拿着科学的火把引导儿童过渡。不懂科学的人，不久便不能做教师了。”（《如何可以不做一个时代落伍者》）

“我们在教育线上若无求知欲，便依然不会运用科学结果以增进人生的幸福。我们在创造线上若无发明欲，便依然不会探入未知之境界，以开发科学之泉源。”（《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

陶行之在其《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终》、《我们的信条》、《全民教育》、《师范生应有之观念》、《小朋友的鸡——给徐君企周的一封信》、《思想的母亲》、《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育才十字诀》、《每天四问》、《教学做合一》、《手脑相长》、《学做一个人》等著述中，都重点谈到科学教育的问题。

实证精神

实证或实验方法是近代科学获取经验知识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进步。陶行知考察了近百年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状况，随即指出:“试验之精神，近世一切发明所由来也”。人们自从掌握了科学实验之方法，“思想日精，发明日盛”。

陶行知在近代中国率先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教育领域，使中国科学教育有了一种全新的概念。

陶行知认为，只有倡导求实精神，以实验为主，改变思想方法，“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近代实验方法从西方传入中国，陶行知主张学习西方，指出:“西洋教育最好的是研究所，在研究过程中，师生一齐动手、动脑，共同切磋便是“做”，“愈研究愈进步便是学”，学生受老师的影响而进步便是“教”，它的办法的确是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大力提倡以“做”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即提倡实证精神。

他先后在南京晓庄师范、上海“自然学园”、重庆育才学校等地从事科学教育，强调“科学实验要在做上学，在做上教，读科学书籍，听科学讲演，而不亲手去做实验。便是洋八股而非真科学”。把实证精神贯彻于实际教学过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勇于批判精神

陶行知在倡导科学教育时，以大无畏批判精神，把批判矛头直指中国旧式教育禁区。他着重批判了王阳明“格物致知”和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方法，列举弗兰克林、伽利略的实验和发明，反驳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结论。他激烈地抨击旧教育“沿袭陈法”。“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泥古守旧，鲜有创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式教育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状况函待改变。

自由探索和追求真理精神

陶行知主张: “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明出来”。他以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鞭策自己，在教育领域进行了既广泛又深人的探索。其广泛性在于，他先后从事过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几乎触及到当时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各个方面。其深入性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溶中西于一炉，经教育实践的冶炼、提取而生华自成体系，其精华就是生活教育。

他主张学问上不唯书，只求真。以“科学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 教师“要负学问的责任。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之言自封”，“要极力地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印证，推想，分析，会通，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