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建勋篇(续)
德宝我是分组的,高志森拍些《富贵逼人》,纯粹赚钱的,过年,需要笑笑嘛。谷薇丽也是新艺城过来的,就把她那组人挖过来,做我两个制作总监之一,另外一个是崔宝珠。还有一组制作是俞铮和甘国亮,他们的东西很癫的,我是故意让他们做的。那时候我们有院线,要确保过年什么片,圣诞什么片,暑假什么片,黄金档期嘛,那些片我是不敢让甘国亮他们碰的,要回归到洪金宝和我,还有张曼玉、林子祥,的《圣诞奇遇结良缘》,我要保证票房嘛,不然投资人会有意见。让你们这样乱搞,就是因为你们赚钱嘛,我是明明白白,不让我拍喜欢的东西,我就拍不出农历年那样的喜剧。德宝跟新艺城不一样,他们很多人,德宝我说了算。
我们有一个特点,每一个星期都开会,六个部门,发行是张家振,制片谷薇丽和崔宝珠,剧本是陈翘英,她下面就是曾谨昌,小曾算是我徒弟了,我教了他太多东西,然后宣传是舒琪,还有一个电影院的头儿,梁鼐明。
我觉得有些电影,纯粹就是生意,大众电影,但还是可以做小众的,不要说艺术电影,这个名词是不对的,商业和艺术电影两分是不对的,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商业电影也可以有他的艺术性,我认为应该分大众和分众,有些情绪讲故事的方法不是大众感情的,不计算的,
《最后胜利》,老徐是我开口他才肯演的,没什么演员嘛,谭家明那时也不是很多人敢用它的,但我觉得家明肯定是最好的导演之一,王家卫的师傅嘛。《最后胜利》编剧就是王家卫,你们看到的ending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是比较接近原来的剧本。谭家明拍完第二天老徐打电话给我,说昨天拍完了ending,我说我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刀把曾志伟杀了不是很好吧?”。哇,我电话都掉了,这不是乱改嘛,就约了王家卫和谭家明。谭家明说,我和家卫觉得在现场这个感觉不错,我说不行,我们从晚上十点钟辨论到早上六点钟,从法国新浪潮,什么都讲。我说我们好像兄弟一样,你们按照你们之前的还是可以,我去拍一个ending,我来剪,如果你觉得还是你那个棒,还可以用你的,反正钱是我的,我可以再拍。结果拍完了,,他一看,是你对,你这个好,所以说谭家明有这个胸怀。
周润发第一次得奖也是拍我的《等待黎明》,所以拍《孔子》的时候(岑建勋后来与于品海在内地组建大地集团,投资院线、电影拍摄),我说发仔,你那个时候是票房毒药,我一样用你,《秋天的童话》拍的时候你也没红呢,还有《梦中人》。《地下情》也是德宝的,小关(关锦鹏)的处女作,当然赔钱了,但是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我。后来拍《胭脂扣》,我就说,小关,这个戏卖钱,你都不给我,给嘉禾了。《地下情》其实是我硬来的,也是我喜欢的戏。
87年底,我自己出来与陈冠中成立编导工作室,拍了《杀手蝴蝶梦》、《人民英雄》、《人民英雄》,最后一部是《八两金》。我跟潘迪生是好朋友,但当时看东西还是有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做朋友,再下去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是好朋友。

高志森忆德宝
高志森本是新艺城干将,因执导《开心鬼》系列成为卖座导演,被德宝以百万一部片酬高薪挖走。在德宝两年,高志森拍出《福贵逼人》系列等卖座片,成为公司金漆招牌。他离开德宝之时恰逢冼杞然接班岑建勋的过渡期,是以高志森的德宝回忆也相当珍贵。
我们过去德宝之后,面对的内部政治问题也非常复杂,因为德宝由一个人来统领,就是岑建勋。岑建勋对我们三个(高志森、于仁泰、冯世雄)过来有点不知道怎么看待。有时候他跟潘迪生斗的时候还发起罢工,问我们三个要加入停工嘛?我怎么办?只好打给潘迪生说可不可以到你家去谈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上去了。“岑建勋叫我们停工,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怎么办呢?”潘迪生想了一下:“好,为了你们,你们也停吧。”他叫我们停工,不出通告,把电影都停下来,后来他们之间讲好了,我们继续拍。
新艺城是人才比较多,而且对电影真的是热爱,有很多经验的东西,但有经验某种程度就变成了包袱。德宝最好的一点就是潘迪生的心胸,他对电影的心胸很宽,没有那么多限制。比如说《富贵逼人》,我在新艺城提了两次老板都不要拍,理论是,观众要看的是美的,那个演员是最美的,那个景是最美的,服装是最华丽的,是“靓衫片”,这个《富贵逼人》是“烂衫片”,是讲小事情,不要提,没有人看的。我拿到德宝去,老板根本没有问,就说你要拍什么,我说小市民中了六合彩发大财,讲他们前后的分别。老板说你喜欢拍就拍,然后问我要什么演员?我说演员不重要,因为都是小人物,一定要观众觉得可爱,不要觉得他们是八姑八婆,不要反感。所以我选的两个都是电视演员,一个是沈殿霞,一个是董骠,董骠还不算演员,讲马经的,他们形象就是小市民,很可爱。《富贵逼人》是我从心而发的题材,我11岁、12岁就住廉租屋,十几年待在里面,太熟悉那些人,谁家今天换一个彩色电视机,不到两个礼拜每家都要换,大家在比较,非常好笑的一点。那个时候穷人都很顾外面的面子,但是要真的有钱,有几千万,藏起来不要告诉别人,怕别人跟你借钱,甚至绑架,我就把这个拍出来。
我在德宝待了2年,期间拍了《富贵逼人》、《富贵再逼人》、《鬼马校园》、还有一个《痴心的我》,另外还帮《八喜临门》拍了三分之一,李小龙儿子(李国豪)演的《龙在江湖》,大概也有十几分钟的戏是我拍的。88年我就出来搞自己所谓的“高志森影业”。

冼杞然篇
我跟岑建勋不同之处在于,林青霞、周润发过来他就给钱,花钱人缘就很好,上台都说感谢岑建勋,没有人感谢潘迪生。潘迪生心里想,钱是我给的,奖牌、名气都是岑建勋,还挖苦我,说我是“沙三少”,是一个败家子。潘迪生的修养很好,他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对我说,我现在不想再乱花钱,每一个片子一定要有预算,一定要做出计划。
一,如何进入德宝
当时德宝很乱,岑建勋跟潘迪生意见不一致。他们有一个院线要管理,很缺片,岑建勋为了应付电影院的档期,不能不去投资拍片,所以德宝的片子很容易就开拍。他们拍电影很宽松,觉得剧本还可以,费用还可以,就可以拍了,所以我没有压力,拍完胶片交过去就行。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电影拍完之后根本没时间按照档期的规律来放映,当时我们电影放映的频率是午夜场,还有七点钟……看票房好不好,投放多少钱做宣传。《兄弟》很匆忙,根本没有经过这几个途径,一拍完,岑建勋就说老冼你的片子要放映了,我说还没有做宣传,之前还有一部《警察兄弟》,能不能不放,压后一点点,但是他说老冼真不可以,一定要上。
我的心情很差,新浪潮之后我很长时间没拍电影,当时我是政府官员,不能拍电影,所以也是下很大决心离开政府机构,出来为德宝拍《兄弟》时间很仓促,演员只李修贤、万梓良有名气,根本就没有条件。档期又不好,心里就很乱,但是想不到,第一天就过100万,非常感动,我也想不到票房会这么好。老板(潘迪生)很喜欢看电影,他没想到能拍成这样,很开心,我们去吃夜宵,吃完聊天,什么都聊。一直聊到第二天七点。之后过了两三天,潘迪生又打电话给我,老冼,来公司我们谈一下。我就去了,老板说,我现在跟岑建勋意见不一样,他要离开,你愿不愿意过来当德宝的老总。我说奇怪了,我是导演,刚拍完一个电影,为什么就让我当老总呢?
我就打电话给岑建勋,我说“卷毛”,我认识“卷毛”很长时间,大家都是朋友。我说你找我当导演,我当然很开心,但是现在老板好像让我过来坐你的位置,我觉得很尴尬,他说没问题,没问题,老冼,实际上我跟老板的意见不一样,他想把公司关了,他不想再搞了,他说刚好你要过来,他看好你,因为你能帮公司忙,就过来吧,我不介意。我就问他,你真不介意吗?我怕人家说,我来把你的工作抢走,就不好了。我说你如果不介意,我就考虑,真的有问题我就宁可不做了。说实话,你把我当导演,我过来做老总,坐你的位置,我觉得很尴尬。他说没问题,你喜欢做就做吧,我还是希望公司能够维持下去,不能因为我离开公司就关门了。后来我就跟老板说,好吧,有一个机会给我,我就试试吧。后来聊起来,他就跟我说出他的想法。他为什么让我来呢?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做行政管理的,我在电视台也好,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做行政管理的,拍电影做导演是我的兴趣。后来他就问公司,我拍电影的时候整个计划性怎么样。为什么这个片子能够拍得这么便宜,这么低的成本?没有明星,这么赶的时间,又能够放映,他说我应该是一个管理的人才,他不敢用熟悉电影圈里面的人,就让我来,我就把工作接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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