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祥的出现，可以两个向度来看待。第一，他的“京漂”写作，所敞开来风景中，出现了私房出租者人物序列，比如《刀味》和《帮忙》。从徐则臣笔下，假证贩卖者有了自己的文学代理人，那么在丁国祥笔下，“一”、“二”房东们，截然显形，裹挟着房价高涨的波澜，诸多为“蜗居”疲于奔命者，看到了屋顶下另一种形象的出场。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与进步。常规的房东形象，在丁国祥这里发生了变脸，因为他们是资产者和寄生者。

我认为私房出租者序列，将是引领丁国祥行走于城、孜孜不断地予以刻写的主要人物。他们将丰富当代文学缺失的一道另类风景。

第二，茶农和烟农是丁国祥立足于乡所刻画的另一类人物。这类人物你会不知觉地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楷模而形成的浙江小说家“乡土写作”。

（捎带穿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丁国祥和陈集益两个浙江侨居北京的小说题材有很多可比之处。）

         日常生产和病是丁国祥烟农和茶农的两种生活习性。其实就是生死两界之间的相互穿通。《疼痛》与《茶香》涉及的都是这个问题。丁国祥让两个中老年女性以疼痛的方式走向死亡。前者之彩花死于疼痛不能承受之花费，因此而自杀；后者国燕则备受一番苦楚后，寂寂而死。

          从丁国祥这两个并不十分凸显“还乡”抒情意识的小说中，你能看出乡村女性因生活压力和有疾却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遭受的磨难。丁国祥似乎提出了一个乡村医疗问题，即如何让农民的身体获得合法性的检查、非高盈利的诊治和及时而合理的早期发现呢。或许，丁国祥对此并不太乐观，他只能提出众所周知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却不能给予救赎性答案，因为我们都解决不了这些不公正制度与文化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弊病。小说家发现了“生死场”，本身就是一种责任。而当这一“生死场”依然纠缠着乡村普通农民家庭及其作为更弱势的女性时，即已流露出丁国祥对待生命问题的相关思考。

彩花一家收入算得上比较不错的了，然而她为何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呢？我想这是长久以来历史政治与天灾人祸给予农民心灵中的危机焦虑。收入来自不易，而孩子们的花销却处处上涨，作为母亲她只能舍弃自己，而更多地需要顾及到孩子以及冥冥未知的可能性灾难。

 同样国燕的病，其实与彩花差不多。死状不同，但死因与死相仿佛。丁国祥的乡村“生死场”在身体层面上，提示着乡村底层人欲要苟活却不能全其天命寿限的无常性之莅临。你读丁国祥的小说感觉到高自杀率与高死亡率于乡村的真实存在，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只不过被媒体和注意力常有所遮蔽忽略而已。这是整体性破碎时代的文化镜像与真实图景。

 顺着丁国祥的发现与思考，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并不卑微和尖锐的困惑——生命政治其实相对于乡村而言，并没有获得基本保障。贱命的乡村妇女乃底层之幽暗的地平线。她们的呻吟，将鞭打着我们并不麻木的神经。

丁国祥一旦将目光拉回北京，那么其视角就回到了第一人称“我”中来。但你须明白，在丁国祥看待乡村疾病问题时，其人称与视角是低平而包含情感与价值判断的。他尽力采取进门入户、上床下楼、食宿一体的如影相随方式，与人物保持着共存而不分离的叙述倾向。看似第三人称视角，却并非局外冷漠，而是亲和温煦，偶尔跳出来的“我”的口吻，在《茶香》中你会发现，他扮演了一个多种功能的角色，有时介绍性的，有时插叙性的，有时还是不动声色性的。

具体对于私房出租者而言，有时丁国祥则采取了自我反讽的叙述视角。比如《刀味》，一个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的形象越发凸显，其嘲解功能越发突出。但这种嘲解颠覆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暗示——何必恃强凌弱呢？何必盛气凌人呢？最后“我”被吓破胆回家，则不过证实了小说隐含叙述意向的规约。丁国祥在小说中埋伏着一个价值认同，即对房客有时并不应该那样如同“舅妈”一样，死缠硬打、冷漠无情。小说消解了“我”的形象，使其孱弱的一面始终保持着朴素懦弱本性不改的特点。

《京漂》应该是同名作品《按摩》。这篇小说我曾论及过丁国祥的记忆手法。在此暂且不多赘述。而《帮忙》这个小说则需要进入本文讨论的范畴，虽然在期刊网上见诸不到，然而它却与《刀味》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这篇小说依然以“私房出租者”的第一人称视角来看待一批妓女和一个鸡头，给人带来的感觉同样包含着丁国祥情感深处的某些皱褶。于不动声色中，丁国祥将“我”的心理内面中一些人情涟漪徐徐激发出来，令你不由自主地获得了同情理解的和美。

这篇小文，我写得比较吃力，有些问题并没有梳理好，打磨清晰，因此并不润滑。灵感难觅，文思不涌，暂且论及至此。顺便做一个小小结——

丁国祥作为先行而后至的大器晚成写作者，以分身城乡的两种眼光，一方面打量着自己的来处，一方面体悟着自己的存身之处。南北两地的鸿沟如何跨越？城乡两种身份的界限如何协调？作为读者，尚且难以厘清。就我所观察到的小说写作者丁国祥而言，私房出租者，实在是他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绝佳写作经验。在这里，丁国祥定能勘探出更多美妙的驳杂角落，从而让一些很有气象性格的人物，成为你注定无法遗忘且愈加认同的“漂泊者”。正是他们，让今天的“打工文学”丰富起来，且成为另一看点。而丁国祥对于乡村的日常生活透析，至少以不过度渲染、张扬苦难与死亡的写实精神，令小说的叙述武器，获得了现实主义意想不到的尊严和自信。

（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让詹老头去告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