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夏天，母亲走了。在春天，我们就知道母亲要走了，她得的是结肠癌。我们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也没有告诉父亲她真实的病情。医生说，母亲最多只能活四到八个月的时间，母亲真的只活了四个月，于农历五月二十二日，公元二00七年七月六日那天走了。

    母亲病重其间，我从北京回到过老家二次。第一次我只在家待了三天。母亲从杭州看病回家后，一直就休养在家里，没有接任何治疗，只用利尿片给她导尿。母亲的病况容易发热，就不时地用退烧药为她退热。母亲的睡眠状态极差，腹水胀，尿感随时袭来，却常常拉不了多少。腰肌酸痛，父亲几乎一天中要给她揉二十几次。起床下楼都要父亲相抚。白天还好，夜里真是苦了父亲。吃饭也是，因为内火，母亲极度渴望喝水，可是，喝多了不行呀，父亲就控制着，给她倒一点点服药用的开水，粥煲得糊糊的。母亲很喜欢吃方便面，父亲也烧得只留一口汤。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天天喊着要见我，说再不回家，是见不着我了。我便回了一次家，是作着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打算的，因为，公司在三四月份是特别的忙，我又不是老板，无法自主地安排时间。第二次回家是二弟打电话来说，母亲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家。我就立刻回家了。回家没几天，母亲说，肚子实在胀得难受了，能不能想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抽腹水。我们把母亲送到了县新康医院。抽了腹水后，母亲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进食也多了些。然后，母亲就嚷嚷要回家了。我们知道，一回家，腹水就马上会胀得她难受，我们正常人就是憋一泡尿也憋不住，何况母亲的腹水。其实，把她送到医院里来，就是不想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活得跟煎熬一样。我们姐妹几个都无法放下手头的活计，商量着为母亲请一个保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在那个夜里，抚着母亲发烫又发胀的肚子（因为内热，母亲的肚子上常常盖着一块毛巾，我们把毛巾在卫生间里用长诏水库冰凉的自来水浸湿，盖在上面）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总算同意了。可是，母亲第二天又不同意了。没办法，我们兄弟姐妹只能轮流照顾她，二个阿姨也不时地来替我们几天或是几夜。

    母亲住院的那几天里，恰逢女儿中考，成绩出来后不是很理想，县第二所高中澄潭中学择校分还差三分。要说女儿的成绩相比于她平时的成绩，应该说是考得理想的了，虽然澄潭中学没得上，鼓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还是绰绰有余的。女儿没有填报鼓山中学任何志愿，，人能读澄潭中学，按往年的惯例，择校读澄潭中学走走关系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可是，由于新昌中学的招生计划打乱了近百十来名优秀学生无学可上，学生的家长就去县府要说法，闹得不可开交，一时，招生情况一派乱象。教育局在没有安抚好这批学生前，像我女儿这样的学生也就被逼上了无学可上、而且是自作自受的死路。那段时间，我在母亲的病床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母亲看见眼里，也急在心里。我的焦急心情，给了母亲臣大的不安。

   女儿的学校一落实，我想在家一待二十几天了，看母亲的身体一时半会儿也没有问题，我跟家里人商量，我先回北京待几天，安排好事再回来。家人都觉得可以，就定下我回北京一趟。我对母亲说，我要回北京了，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母亲说，你去吧，不要担心我，我会好起来的。这话本来是我们用来安慰母亲的，这是一句谎言，这几个月来一直挂在我们嘴上的谎言，居然要母亲来安慰我了。

    回北京才一个星期，母亲就走了。母亲是家里过世的。母亲过世的前一天，她对我妻子说，要让她回家，再不回家是要死在医院里了。她说，她不想死在医院里，她要回家。妻子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想回家。我说不行，我在医院照看她的几天时间里，母亲也好几次提出要回家，我就没有同意。可是，妻子又打电话来说，母亲说，如果不让她回家，她就一头在墙上撞死。我没法只好同意了。

    母亲对妻子说，给村里的大姐夫打个电话，在村口上烧几堆稻草，还说，把床铺到楼下来，让姐夫在床板上填些稻草。姐夫说，天气太热。母亲说，可以少点。

那天，大姐从山上摘烟叶回来，到我家看母亲。父亲正给母亲浸脚（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发热），母亲大概不太合意，很大声地数落着父亲。大姐就回家去吃了一个八宝粥，因为她还没有吃早饭呢。母亲坐着，没多大一会儿说，太累，坐不住。父亲说，你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父亲就把母亲抚了起来，让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父亲说，听得母亲把了三个噎嗝，母亲的身子就软了一下，掰过母亲一看，母亲双眼翻白，长大着嘴走了。

    母亲走了，我不时地回忆着最后一次离开母亲的一些情形，我从新康医院门口的那个转身，我坐在火车上看那张《环球时报》，里面有一篇文章，说火车的理论速度可以达二万五千公里。现在，母亲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到达。所以，我只能在这样一个冬天的早晨，让二弟给我撑着伞，替我母亲打扫坟茔。然后，匆匆地回到县城，然而，回到北京。坐在电脑前，为母亲写一首无用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