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七嘴八舌争得很厉害。可青年农民法生却搁一边儿没语言。

我知道法生平时心里最有数，便捅他一下、让他说。

法生瞧我一眼问：是不是不得限制、啥子都可以讲？我说那当然，咋想咋说呗！

法生说：阿么哈不简单，把田土统统分哦就是喽！

一句话把大伙儿说愣了！说咋个哈可以分田？法生说：席刚刚不是讲不得限制么？众人一听顿时嚷了起来：早说噻！既然可以分田、哈消问么？当然分田最好嘞喽——最简单效果也最好噻！

大伙儿纷纷怪我事先没说清楚，所以压根没敢往那方面想：分田哈得了、不是搞资本主义么？这个事情哪个敢想噻？！

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类似于搞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甚至分田单干之类的改革，本身并不新鲜、也没多少技术含量。许多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就这么干的，也是多年来广大农民一直盼望着能改回去的。所以这事儿说到底不算啥改革创新，而主要是一个立场问题和敢不敢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把农民放在心上、敢不敢按照广大农民的想法和意愿办事，勇于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没有标准，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有的时候标准又不能多，因为标准一多就难免令人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也就等于没有标准。

作为根本性的标准更不能多。类似于“既要……又要……”的句式看似全面、貌似中庸，其则害人。

“实事求是”就属于这个性质的问题；而实践则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