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贵州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回瓮安那天又正赶上个好天儿：天朗云稀，阳光和煦，照在身上暖暖的。

我记得很清楚，走那天我特意戴了顶新军帽。那顶军帽还是我哥载远从部队特意寄给我的。我妈知道我喜欢军帽（当年由于解放军在社会上威信崇高，那会儿半大小子和丫头们谁不喜欢军帽呢？尤其是正宗的军用被服厂生产的军帽，当时更是一帽难求），便写信给我哥、让他寄一顶。于是我哥就把他的军帽省下来寄给我了。

这军帽是我的最爱，临走之前曾再三考虑是否戴着它上路。母亲看出了我的矛盾心情，便执意让我戴着它走。

“算了、 不戴了，万一被抢了咋办？”我忧心忡忡地说。那年月抢军帽的事屡有发生，甚至为一顶仿制军帽闹出命案来，更别说这种稀罕的正宗军帽了。

“嗐，怕啥？抢了再让你哥寄不就完了吗！”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哪儿那么容易呀？”我说：“我哥是把自己军帽寄来了，再寄他戴啥？”

“怕啥呀？”母亲还那句话：“他就搁部队呆着，弄这玩意儿咋说也比外头方便，哪儿还不能弄一顶……”

母亲心里明白我戴这顶军帽返回乡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年月作为黑狗崽子是不配戴这种帽子出门的。因此戴出去被抢的机率很高。现在不同了：因为我爸解放了，没人再敢象从前那样对待我了。所以对我来说戴不戴这种帽子出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喜好问题，而是彰显着一种政治上的人格和权利，有着这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