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的用处已经被经济学大家们阐述得非常之多。从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放弃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没有否认过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两手并用”的做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也是各国政府的实践。萨缪尔森说：“为了回应市场机制的缺陷，各国都采用了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以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用。政府控制一些企业（如电信公司）；政府花钱于宇宙探索和科学研究；政府对公民征税并通过转移支付用于救助贫民；政府运用财政金融力量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制服经济周期”（《经济学》，萨缪尔森，英文版第14版，1992，P41）。

就在奥巴马总统的八千亿救市方案有可能在国会卡壳的时候，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日前（2月11日）用“失控”一词来形容当前的美国经济状况。克鲁格曼表示，在他看来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失控”局面，自我复原机制难以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克鲁格曼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是最有效的应对危机措施。在新任总统奥巴马的巨额救市计划即将在国会表决时，克鲁格曼的这个表示再次为奥巴马总统提供了“专业的”理论支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213/17002673282.shtml同时也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做了一次放大。

从凯恩斯到克鲁格曼的国家干预理论，再到新旧两任美国总统的高调强力救市实践，民众似乎已经认可了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种现实经济在所谓的内部稳定器的自我稳定机制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失稳。然而，由一直被市场看作是自身的对立面的政府出面收拾残局的循环轮回，难道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政府干预在近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并不符合其规范性要求。刚刚卸任的小布什总统在谈及前一轮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时候也表示过，一旦市场恢复信心并开始增长，政府就会退出，不再干预。

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救灾式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方式，虽然符合人们对政府具有的“救灾”义务和责任的认同，但是却与当代管理学的理论不太协调。当代管理学的思路是“预防为主”，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

假如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方面采信了管理学家的思路，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救灾式管理方式，就意味着政府要把现在用于集中治理恶化问题的巨大投入，分散出相当大的部分用于预防灾害的发生。这就是说，既然干预不可避免，战略上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那么，战术上就要有所选择——如何干预。

干预就是控制，干预就是管理。因此，国家干预的技术性方法问题，可以参照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来思考。

现代管理的要点是事先干预与控制，也就是“预防为主”的思想，而不是旧式的查找问题制定改正措施的“纠错式”管理。政府既然要熨平经济周期，就不能等经济周期走出剧烈起伏之后再去熨平它，而是事前消除其可能产生波动的原因。“熨平经济波动周期”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处世方式。

因此，政府对干预的技术性方法的选择，面临的是要现行的“救灾式”干预，还是要采用预防为主的原则。虽然说“危机干预”和“危机公关”等等词语和行当非常时髦，也必不可少，但是还是希望危机不要出现为好，还是要讲预防为主为上策。显然要使得思想转变到“预防为主”上来，这就要求“国家干预常态化”。因为只有常态化的干预才符合当代预防为主的管理学思想。

自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就提出政府的职能是“守夜人”之说。但众所周知，守夜人或者更夫的口头禅就是“风高物燥、当心火烛”，就是一个提醒加预防的功能，守夜人是巡查员不是消防员，巡查员是要天天上岗，就是要预防为主尽早发现问题干预问题发展，而不是单单等待事故发生时去叫醒大家，不是像消防员那样等出了事故才出动。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守夜人的政府也要天天巡夜，而不是等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去拯救。

此前的帖子呼吁“按人发钱”要“常态化”，而不赞同以拯救经济危机为目的注资救市，其实也是源于一种预防为主的考虑。财富之水是注定要向洼地流淌的，如果不是常态化地下雨，迟早要出现高地干涸低洼积水的两极分化。退而求其次，即便是非常态化的下雨，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直接将雨下到洼地水塘里去，这样处于坡上的人就会彻底渴死。虽然两种下雨方法都是最终雨水向洼地的富集，都可以满足洼地聚水的欲望，但是，对上山的居民来说可是大不一样了。

当然，常态化不等于完全化。当前的总体问题就在于，该管的没有常态化，不该管的反倒是完全化了。在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要常态化，政府要时时尽忠职守；而在政府职责之外就不能伸手过长。既不能完全干预，也不要完全市场。这个界限就在于反复强调的“需求两分法”所对应的领域划分——在民众的必要需求领域，国家干预和政府工作要常态化；而在民众的非必要需求领域要能放则放，任其自由发展——包括赋予企业垄断的自由。

常态化的国家干预，干预的着眼点是基本民生，不是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