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乞丐”为：“生活没有着落而专靠向人要饭要钱过日子的人。”

　　我今天遇到的这位乞丐，估计年龄最多7、8岁，是个小女孩。

　　这女孩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无数次地遇到，红山转盘处、团结路高架桥下、人民路新华路口，大十字红绿灯处……

　　我怕见到她，而且也不想见到她，因为，她是在大人的引领下行乞的。

　　她向过红绿灯前等候的所有打开车窗的司机行乞，嘴中冒出的只有四个字：“萨格捏提！”--这是一句阿*拉*伯文的行乞语，意思是：“行行好吧！”一个大人，也是女的，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同样也在说着这句话。

　　怕她不想见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肩上有个书包，脖子上绑了一条红领巾--她是一个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还是读书长知识的花季，还有许多美好的梦想、憧憬和幻想等待实现，嘴中还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不是说这句“萨格捏提！”第二个原因是，她是在大人的引领甚至可以说是唆使下行乞的--那大人是教唆犯。

　　行乞并不难，难的是张口说出那乞讨的语句。这个城市大约有300多人的行乞大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真的假的，从哪里来，去往哪里等等，谁也不清楚。

　　我这面的红绿灯的时间是95秒。我就和这小女孩有近1分钟的交流：

　　：小朋友，你是哪里的？

　　！甘肃的。

　　：甘肃哪里的？

　　！和政的。（恩？和政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我去年才去过那里，是个山水不错的县）

　　：和谁来新疆的？

　　！我妈。

　　：你为什么戴红领巾？你是少先队员？

　　！我妈叫我的戴的。

　　：那个人是你妈妈？（我指着前面几米远的那个正在乞讨的，头戴黑纱巾的妇女）

　　！是。

　　：我给你照张相好吗？（我的车里随时有我那台破旧的奥林巴斯数码相机）。

　　小女孩没反对，但却迅速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下来，掖到裤子口袋里，再举了手中要来的钱，朝我的镜头笑着。

　　我给了她1元钱。

　　绿灯亮了，前面的车缓缓行了，我也点了油门。从后视镜中看到小女孩跑向那个妇女，在向我指着说着什么。

　　随着车的慢速行驶，我的脑中有点混乱。回到办公室，提笔写下这个标题时，搁笔沉思了一阵子，想着形形色色的乞者和乞样。

　　我施舍过很多，99%是出于自愿，1%是上当受骗。1987年去兰州，在火车站，一个大嫂模样的人抱了小孩向我诉说：大兄弟，你看，俺家遭灾了，孩子饿得慌，给两个？我给了1元钱（那时我在上学，也很拮据）。离开兰州时，在火车站，还见那女人走向我，顿生厌烦，大感上当。

　　这1元钱施舍给小女孩后，我不知道是否上当--说不出。伊斯兰的教义有施舍的章节，但那脖子上的红领巾却叫我说不出。

　　就像我在交河古城遇见的那个9岁的巴郎，拣了空塑料瓶子卖钱交学费，尽管他没向我张口要钱，但我在第三次去交河时，给他带去了一套运动服，因为，他家很穷。

　　就像我在喀尔曲克乡访问的那位骑马摔断了腿20年的90岁的罗布老人马木提，无儿无女的他连放羊这种维持生计的简单劳动都不能从事了，我就给他“施舍”了钱。

　　乞者与施舍，有时矛盾，有时不矛盾。但要看你遇到的具体。

　　收容所、遣送站变成救助站后，这个城市里的救助站几乎没有被救助的人。真的是没有可以被救助的人吗？还是救助站的“衙门”作风，坐等被救助的人上门？需要救助的人可能自己上门吗？

　　城市的天桥上、银行的自动提款机的空间里，只要你大清早天不亮去看看，有多少没被乞者或无家可归的人占居？

　　需要救助和行乞的，有时似乎很难区分。

　　但我还记得有次在沙漠边缘和一个探矿工程师的交谈：做善事，最好在恶劣环境下；优裕城市里的善意一般都是一种欺骗--在沙漠里遇到的逃犯，他的身份已经不是逃饭，而是一个自然人。

　　冬天里从冰缝里游的鱼是不是不是一条鱼呢？（2003-10-26 乌鲁木齐）

　　认识老王，大约在6年前。

　　我是坐办公室的，又常常喜欢开车、爬格子，久而久之，颈椎增生、腰肌劳损都出来了。听人说，推拿虽根治不了，但可以减缓症状、抑制继续发展，于是我就到人民广场边的盲人推拿处尝试。几次过后，真还有点功效。随后，我就常去盲人那里推拿，而且只认这个姓王的盲人。这一认，就认识了6年。

　　6年间，上班劳累、户外旅行困乏了，总会去老王那里推一下，身体疲乏减缓之际，就与老王有了更多的言语上的交流。

　　老王41岁，未婚，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父母调到城市，他在石油新村一家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大约20多年前，忽来的一场病使他的眼睛里的世界成为一种永恒的画片滞留、定格了下来：八楼，石油新村的25路11路公共汽车，人民公园的朝阳阁，物理化学课上的公式和实验以及更多的农村里的庄稼瓜果、白杨树、芨芨草……

　　老王那时已痛不欲生了，多少次想着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有件事将他从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儿童福利院的一个残障青年居然考上了大学，暑假返回他的家--儿童福利院时与老王同坐一辆公交车。两人很投机，同为残疾人，那个大三的残障兄弟给老王这个大哥以极大的言语、精神上的鼓励。之后，老王上了盲聋哑学校学习推拿。

　　推拿好象是当今中国盲人惟一可从事的职业。老王的学习很刻苦，几年后，他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有名气的盲人推拿师，很多老顾客都是冲老王的技艺和他的厚道来的。

　　老王块头很大，足有80公斤重，他的推拿手法细腻、劲力足、技术也是一流的，很多人受不了他的劲力而在他推拿时发出痛并快乐的叫声，而我却很受力，很少有呻吟声发出。

　　每次在推拿时与老王闲聊，他总是爱回忆那个光明年代的八楼和八楼边的猪蹄店，因而，那句“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给他以无尽的遐想。

　　老王喜欢听收音机，凡是大千世界他“看”不到的新闻都津津乐道。

　　有个福建老板在接受老王推拿3个月后要带他去福建做他的私人保健医师，老王没去；有家医院要聘他去做专职推拿医师，他不习惯医院的嘈杂而更喜欢自己那间只几十平方米的推拿室。

　　老王的推拿室是他和另一个哈萨克族女盲人海丽共同租了一间不大一楼民居，两人每月辛勤后各自可拿千把块钱，各自以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着。

　　老王的父母也常来看望他，而他却很少回十多公里外的家，他觉得，回去后会给家人带来不便。父母70多岁了，每次来推拿室里看他慢行于推拿床之间娴熟地为顾客推拿，既有爱也有怜。

　　老王说，他这辈子算是个不孝之子，年少时不懂得孝，长大了又成了盲人，一无用处。然后，老王在给我推拿时就无言语了。这时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老王最欣赏那句“别等你父母老了以后才想起尽你的孝道，因为，这时他们已不是在享受，而只是在生活”。

　　老王的生活有许多不便，比如一天三顿饭、洗衣服、洗客人用的床单、打扫卫生等。

　　那次我去推拿，见老王一个人愣在那里，一脸沮丧，不说话。已过了吃晚饭时间，他还没吃。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推拿室的下水道堵了，叫了清洁公司的人来修，没修好就走了，骗了他的100元钱。他不是为了钱被骗生气，而是想着晚上吃了饭后没处方便，所以，忍着饿。

　　听后，我有种心酸：这社会，好人多的同时，坏人也有，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在残疾人中，盲人是最无助的，城市马路上的盲道多被店面前的汽车停驻占用，给盲人的行走带来最大的不便。每次看到那些高傲的汽车无语地霸着盲道，就有一种想砸掉那些汽车的念头。

　　然后，我替老王拨通另一家清洁公司的电话，叫他们立即来，看着他们，用2小时时间为老王疏通了下水道；然后，从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给老王叫了一份拌面。

　　老王其实很感激社会上的好人。他没去那个福建老板家做私人保健医师，那老板走时给他买了一个大功率的收音机；有次，他在街上行走，前面有个挖了深坑的马路工程，眼看他就要掉进去了，从旁边窜出一年轻人将他拉出了危险，还送他去要去的地方；还有一次，一个客人在推拿后给他买了一大束鲜花，放在推拿室里香了好久；有段时间，有位出租车司机每天晚上定时送老王聘的师傅下班回家。

　　老王还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一个盲人在引路犬的带领下进了电梯，身旁一个年轻人与他友好地攀谈起来：

　　“你这狗真漂亮，多少钱买的？”

　　“花钱不少啊，光训练费就花了2.2万美元。”

　　“这么贵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

　　“怎么，你也能训练引路犬？”

　　“不，我是说，我来搀扶你走路。我陪你走遍全国各地，只要你肯出这个价……”

　　盲人听了，默默地一笑。

　　我和老王的交情有6年。6年中，我并没替老王做过什么事，只是从与他的谈话中感受他永夜的心情世界，但是有一天，突然我觉得我太吝啬了，从没以自己的健全能力帮助一位盲人朋友。于是，好几个晚上，我有意识地很晚才去老王那里推拿，之后，开车送他的几个师傅回家。

　　每次送完他们，独自行进在城市大街，我都有种轻松：不是身体被推拿后的轻松，而是助无助的人后心灵的轻松--毕竟，我做了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一件事。（20021015 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