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

张珏成

西夏文字也称“蕃书”、“蕃文”，是西夏王朝流行的文字。如果较真一点儿，恐怕应该叫党项文字。

若从西夏文字颁行的1036年算起，至1502年（河北省保定市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其刻立时间为明代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在我国相当大的区域里，西夏文字使用了近五个世纪。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通蕃汉文字”，在西夏建国之前，为了巩固统治、增强民族认同意识，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西夏文字。

西夏广运三年（1036）十二月，西夏建国前夕，野利仁荣将西夏文字《蕃书》十二卷编成，李元昊下诏，将西夏文字颁行境内，“凡国内文艺诰牒尽易蕃书”，用于编纂各种书籍、制定法典、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往来文书和契约、以及其他需要使用文字的场合。已经发现的使用西夏文的文物有：佛经、汉文典籍、法律典籍、字典辞书韵书、文学历史著作、兵法、医书、历书、官府文书、司法记录、契约、处方、便条等纸质文物；官印、钱币、铜镜、瓷器、符牌、石刻碑刻等实物文物。总之，凡是需要使用文字的地方，都有西夏文字的踪迹。西夏建国之后，野利仁荣被李元昊封为广惠王。

现发现的西夏文字有6000多字，其结构与跟汉字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方块字，而且也分真、草、隶、篆书，粗看似乎汉字，细看完全不同，“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仍继续使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元代初期，忽必烈曾下令杭州刻印西夏文佛经，供宁夏（亦称河西）一带寺院使用。

2013年，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陈庄村，出土了一方西夏文与汉文合璧的《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为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刻立。圆首竖碑状，有碑座。墓志碑体高60厘米，宽35厘米，厚11厘米，碑座宽47厘米，高32厘米，厚26.5厘米。墓志碑为双面刻书，一面为西夏文，2行11字；一面为汉文，共21行，500余字。汉文碑面，顶部篆书“小李钤部公墓志铭”。

元代至正五年（1345），在居庸关（今属北京市昌平区）修建永明寺，其中有藏传佛教造型的佛塔建筑，又叫过街塔，后被称为云台石阁。塔基券门下方石壁上雕刻有四天王、佛像以及八思巴文、汉文、藏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造塔功德记》和《陀罗尼经咒》。今佛塔已损毁不存，塔基及其券门犹在，俗称云台，依然可以看到六体石刻。

在敦煌（今属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窟第61窟，发现元代至正八年（1348）所刻六体文字石碑，称为《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碑高75厘米，宽55厘米，碑额阴刻“莫高窟”三字，碑身中央刻四臂观音像，佛像周围刻有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蒙文、八思巴文共六种文字的“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另刻有功德主、立碑人等82人的汉文题名，包括蒙古、汉、党项、回鹘等民族。

明代尚有西夏文使用迹象。1962年，在河北省保定市韩庄，出土了两座西夏文经幢，为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刻立，现存于保定市莲池公园。

语言文字的生命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当一种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走向消亡。

和世界上其他消亡的语言文字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党项族与其它民族融合，西夏文字逐渐在社会生活失去作用，逐渐消亡，成为一种死文字。

清代嘉庆九年（1804）在凉州（今属甘肃省武威市）大云寺，武威学者张澍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俗称《西夏碑》），第一个判定碑文的文字为西夏文。

随后，《西夏碑》碑文拓片传世，但一直没有得到反响。到1864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试图破解北京市居庸关云台塔基券门六体石刻的西夏文，他成功地解析了《陀罗尼经咒》中的81字的译音，却把西夏文错认成“女真文”。

1895年，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tton Bushell）对收集到《西夏碑》拓片的进行较深入地研究，发表文章报告了研究成果，认定《西夏碑》文字为西夏文，并指出居庸关云台六体石刻的“女真文”也是西夏文。后来，他成功地辨识出数十个西夏文字。到1898年，通过考证，法国汉学家德维利亚也确认《西夏碑》的碑文为西夏文。

1908年，在额济纳河下游接近居延海的西夏古城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遗址，俄国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发掘出了3000余件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的文物，其中包括仅存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珍贵的西夏文-汉文对照的双语字典。以后，通过对该文献的研究，才知道西夏文字的构造和字义。《蕃汉合时掌中珠》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东方学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其“敦煌特藏”、“黑城遗书”尤为珍贵。

1922年，罗振玉获得《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照片，中国的西夏文研究有了得力工具。利用《蕃汉合时掌中珠》，罗福成首次把《西夏碑》的西夏文碑文译成汉文。在1923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罗福成披露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碑文，并发表西夏文碑文的汉文译文。以后，陆续有中外学者对《西夏碑》进行深入研究，使《西夏碑》碑文的翻译解释更加准确、全面。

1997年，中国学者李范文根据《蕃汉合时掌中珠》《西夏碑》及其他资料，出版了第一部西夏文-现代汉语对照的双语字典《夏汉字典》，为西夏文字和文献、西夏历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