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5年3月30日，我与《红楼梦》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齐眉举案若即若离的良好关系。对于所谓的“红学”我是一概不闻不问，分不清那些如雷贯耳的红学家们都谁是谁，也不关心他们都在忙些什么，是否还健在人世；对于所谓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我也是永远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想看了抓着哪本是哪本，不想看了随手一扔，让各种版本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与各类旧报纸旧杂志呆一块儿。
去年3月30日，发生了一件我与“红学”不得不说的事儿。基于职业报人的价值判断，我听从王小山兄的建议，同意将陈林的心血之作“120回《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之父？”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在新/京/报推出。从此揭开了魔瓶的盖子，各式各样的红学家，像从瓶子中的溢出的烟雾，变幻成各种高深莫测的样子，对陈林的这篇文章说长道短，评头论足。作为自诩的“理性客观的舆论平台”，我指使王小山等诸位兄弟把个人的好恶强压在心头，不露声色地坚持接纳来自各方的高人，容许他们以新/京/报为旌旗招展的大擂台，撩敌骂阵，互相攻伐，将各自的利器和绝招予以充分展示。随后的“红学”（包括著名的“秦学”）很是热闹了一阵，直到2005年末，出版界盘点本年收成，意外发现“红学”书籍是最高产的那一亩三分地。行文至此，我甚至产生了一个错觉：难道是陈林发表在新/京/报“宣告主流红学研究全面破产”的文章引发了2005年的“红学热”？难道这才是林兄坚持让我这个“红学”白痴做序的真正原因？
老实说，陈林这部洋洋20万字的著作，是我开读的第一部红学专论，因为没有任何基础知识打底，我像一个成年之后再读小学的白丁一样，对每一个关键的知识点都要努力记忆：曹氏家族若干人的名字，江宁织造这个官职和康雍乾祖孙三代的关系，脂砚斋、畸笏叟真实身份的几种猜测，以及上文提到的各种拗口的版本的名字和来历……，这些入门级的红学知识已经弄得我头大了。更难的还在后头，为了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元春的年龄被故意写错”，陈林发扬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劲头，搬出天干地支纪年法、生辰八字算命法，援引笔记丛谈，查证气象资料，从《红楼梦》文本分析入手，抓住他认定的核心证据，极为娴熟地运用各种“有用的材料”进行推理、运算、类比、归纳，从各个角度证明，作者是故意写错了元春的死期；并用这种曲笔，看似掩盖、实则写实地纪录下了一个核心的关键日期：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据陈林推断，1723年2月4日（阴历为前一年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是小说关键人物元春的死期；而在历史上，这个日期是确切存在的；以此确切日期为原点，小说中提及的大部分重大事件和天象记录是能够与真实的历史记载对上号的。基于这一符合逻辑的研判，陈林得出一个“要了传统主流红学的命”的结论：既然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姑姑曹佳，那么宝玉的原型必是曹佳的弟弟曹頫；而非曹頫的儿子曹雪芹。
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陈林抓住相关文本材料继续研判，再次推理：根据小说文本本身提供的时间线索，完全可以得到一份用真实年代标记的百二十回年表，仅凭此一点，又足可以证明：前八十回作者和后四十回作者对时间顺序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整个百二十回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必须承认，研读陈林的著作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你的思路必须跟着他环环相扣、亦步亦趋。我曾经半路出家学了三年中国古代史，导师顾诚先生命令我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抄了半年古书，用这种旧私塾的教学方式，逼着我恶补了一下旧学的入门感觉和基础知识。即便这样，研读陈林的大作仍然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比如上文提及的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基本的规则可以掌握，但娴熟的运用却绝非易事。陈林能把复杂如天书的干支纪时法了然于心，将他认为有用的文本材料与正确的干支纪时完美结合，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他一惯遵循的逻辑规范。虽然其中有一些结论我并不完全认同，但在他所营造的“叙述场”里，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作为读者，每每循着陈林的思路运算、推断、归纳完毕，在一个个既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结论面前，有一种紧张情绪终得释放的快感，像是在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和《达芬奇密码》。
对于至今仍被一些“宿命论者”奉为圭臬的生辰八字算命法，陈林运用得更为自如得当。看得出来，为了将《红楼梦》里隐含的“时间密码”完全破译出来，陈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学习掌握这些目前已经寂于无声、但在小说叙事的时代却“家有其书”的玄学书籍。他运用八字命相原理，倒推出元春应有的真实命运，既符合小说文本的描述，又能够反证自己结论的“一贯正确”。开个玩笑，以陈林对“经典命书”《三命通会》的熟练运用程度，完全可以被授予“命相大师”的称号；再次见到陈林的时候，我得请他帮我“批批八字”。
这么拉拉杂杂地写了许多废话，林兄大作振聋发聩之要义和精到细致之微言仍十不及一。一位“红学”圈内人士曾阅“红学著作”无数，直言“大部分书和论文可以直接扔进垃圾箱。”对于陈林通过复杂推算得出的明确结论，该“红学”人士并不完全认同；但对陈林的学问之道，他却大大地激赏了一番，认为“在文本分析和方法创新的意义上，开了新天，辟了旧地。”
为了有所比较，陈林的书稿之外，最近我也弄了一些红学大家的著作看看。前天晚上找到一本某大家为张爱玲写的、与红学有关的书，把一家老小侍伺入睡之后，我一个人躲到卫生间里拜读。读来读去也没读出个究竟，全书内容拉拉杂杂，最主要的不过是张爱玲十二岁时说过的一小段关于《红楼梦》的话，大意是：“小女子我读前八十回，如沐春风；读后四十回，如吞草芥。”该大家由此引申论证了半本书，结论也不过是一句话：“十二岁的小孩子都能读出前后差异如天壤；可见后四十回伪作性质之不容置疑；你们这些坚持前后作者为一人的草包红学家还有什么话可说？”两句话即可说清楚的事情，被该大家弄成了一本书，其学养之玄妙莫测，与陈林这样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青年学人是没有可比性的。
前年在广州工作时，我曾与陈林有过交往。忙碌完各自的公事，闲坐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呼吸着南国夜晚清冷而湿润的空气，神聊到东方既白。当时即有感觉：陈林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悟性和一颗坚韧的心，对任何事情都不急于给出结论，而是一点点地分析，慢慢地接近本质真实。现在捧读陈林新作，仿佛是南国夜谈的继续，仍能感觉到冬夜里那一丝丝清冷湿润的气息。
于是我想，所谓才子，所谓勇士，不过如陈林之所作所为，于点滴之中，于细微之处，借一双穿越古今之慧眼，将许多真相看破；再把那许多将说而未说之隐情哑谜，用一以贯之之逻辑，平心而论，娓娓道来。一本书看过之后，猛然回头，你发现惊雷其实已经响过，天地已经开了新气象。
是为序。
2006年1月16日凌晨于新/京/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