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我的本家叔叔，是村小学的校长，多年前一位回乡老台胞（49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与他有过接触，对他赞口不绝：校长搁台湾，至少是个县长。间接肯定了校长叔叔极高的综合素质。

校长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上了六年，他一直跟了我六年，其中的三年级我读了两次，他也跟着我教了两回。小学时代的我可称为“神童”，曾经在得过全县智力竞赛第一名。当时每天晚上接受校长叔叔的单独训练，强度不亚于王军霞受教于马俊仁。每晚七点左右，刚刚喝完汤（吃完饭），校长叔叔便飘然而至，看座点烟倒水之后，便开始“猜火车”--领着我做一些难度极高的算术应用题，最常见的题目就是“两列火车开过来”：甲车乙车、甲地乙地，两列火车对着开、顺着开，一车先开、一车后开，一车开走、一车停下，两车同时开、速度不一样，两车对着开、车长不一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时我还没有接触代数，若干种计算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要完全用简单的算术方法来处理，其中的技巧、智慧包括一些小聪明无处不在。大部分时间校长叔叔在抽烟，小部分时候在讲解，期间穿插着揪耳朵、扇耳光、踢屁股之类的体罚动作，完全是旧时私塾先生的作派。现在偶尔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还能发现启蒙时期校长叔叔给我留下的痕迹--耳朵好像比别人大了一圈。

得益于启蒙时期的“猜火车”，我的初中、高中阶段顺利度过，1986年高考时，文科总分540，据说是徐州地区第一名，可惜填报志愿环节出错，我这个文科状元上了个理科高校，被迫学了四年航空知识。

我的大学在古都西安，每年寒暑假都回家看看，每次搁下背包见过爹娘，就往校长叔叔家里跑，跟他聊聊一年半载以来的求学经历。校长叔叔渐渐显老了，每次见面都唉声叹气。

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徐州工作，记得是工作之后的某一个麦收季节，我回家看望爹娘和校长叔叔，很晚的时候到了他家，一家四口正围着案板（饭桌）吃晚饭，稀饭馍馍，中间一碟子咸菜，另外每人一根油条，算是麦收大忙季节自我犒赏的好东西。曾经得过全县象棋比赛前三名的校长叔叔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吃油条一边给我说话，叹息声比平时更重：一会儿青了一会儿黄了，没有趣。城里人拿着大哥大开着小宝车（小汽车），吃香的喝辣的，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无话可说，作为他最为成功的弟子，我当时已经跻身城里人之列，虽然大哥大尚未到手，但回乡时已经能让单位的小宝车接送了，平时也有机会吃一些香辣的东西。

又过了几年，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再次回乡省亲时，校长叔叔家仍然是雷打不动的第二站。这时候他已经戒掉了三十多年的抽烟习惯，人看起来很精神，满面红光的样子。按照十几年来固定的路线，每天步行到几百米之外的村小学教书，一边走路一边翻看棋谱，“车二平四、马8进7”地念念有辞，路边的庄稼仍然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由青变黄。

又过了两年，大约在我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二年（1998年），我已经成了全中国“最正宗”的城里人，拥有了北京市户口，在这个巨大的城里安家落户。某一天老家传来口信：校长叔叔肺癌晚期。

我赶紧向处长请假，准备在一周之内回老家看望我的启蒙老师，按常理推断，肺癌晚期虽属绝症，但总不至于危急到一朝一夕。火车票订在大后天，第二天上午刚拿到车票，下午爹就打来电话：校长叔叔死了，终年不过五十多岁。

我在办公室里就哭得一塌糊涂，处长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把车票退掉，再加一些钱，凑成四百块寄回老家，让爹转交给校长婶婶--我的师娘。当时我的月工资是八百多块。

四年之后的春节，我带着老婆回老家过年，拉着她来到校长叔叔的坟前，磕了几个头之后，我告诉她：这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智商很高的人，据说当个台湾的县长都不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