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心法：阅读教学的高立意和细编织

——史金霞老师《打破课堂的樊篱》阅读专题导言

吴礼明 

阅读与写作对语文教学来说是最主要的两个途径，它们是课堂上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老师都庸于日常，好像觉得反正每天都要重复诸如此类的活动，只要有一定量的积累，到时候，学生的语文素养就会自动地得到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的情形呢？我们见到很多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花了16年的光阴，却仍然不会阅读，不会写作，更遑论适于生存或更进一步建设自己的社会事业了。而他们的在校生活与生命呈现不能说全被糟蹋，至少在很多无效的学习生活中，度着一种荒谬的岁月，然后无可自救，只好煎熬苦撑。

知道了这一层，我们再来看看史金霞老师这本书的起始单元篇《打破课堂的樊篱——我这样教阅读》，就知道她的阅读立意所在了。其“建立交流意识，培养阅读方法，开阔阅读视野，培植批判精神，使语文课堂成为阅读思考的乐园”等等阅读思想，既有吻合于现当代教育精神的建构与合作意识，又有站立于导师高度的为学生开启理性、智慧与思索之门的引导心法。

一般的语文阅读方法对于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并不匮乏，但是对于良师们来说，阅读的心法不仅是教授给学生超越简单方法的复杂技能，更是一种思维的方法与思想的品质；要让他们知道，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思想意识不断延伸和拓宽的过程，并尽可能地从“识断”阶段渐进地发展到“神遇”阶段。只有像登山一样不断地有胸生层云、览众皆小的慨然，阅读学习才会获得无限的心灵喜悦。正因为如此，我们看，黄宇澄同学在《优秀的文化传播者——我的语文老师》里，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优秀文化的魅力。而这也正是语文课程标准里所希望达成、而许多教师却无法达成的能力目标。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顺应学生学习的内驱需求，语文学习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才真正地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语文学习只有正视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语文教育活动的发生与发展才有了一个真实可靠的心理凭依。离开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常常可见到的，很多老师要么无厘头地、云遮雾绕地将语文阅读弄得乌烟瘴气，要么像医生一样在手术台上冷冰冰地进行医体解剖，而将阅读弄得支离破碎；其结果，使本来应该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变得面目可憎。

而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语文教学仅仅着眼于所谓语文工具性或者简单的人文性的认知，那么所传递给学生的必定是更底一层次的字词应对，或是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似性的穿凿。而很多人看不到这一层，于是纳罕，明明也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可为什么收获的只是跳蚤而不是康龙呢？不但“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无从谈起，就连“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这些基本技能，都显得力不从心。

这问题固然在于很多老师将语文课程标准作了机械的理解，根源则在于他们的语文教育的低层立意。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在微博里就很痛切地说，“很多语文老师也包括很优秀的所谓特级老师终日沉迷做题，不读书不看报只看教参和试卷……”，在这样的思想意识和工作状态下，怎么会培育出学生的令人满意的、具备一定文化意识的语文素养呢？

而史老师，正是因为她既立足于学生内在的语文学习的需要，又站在高于语文学科学习的文化视野这样的背景之上，才使得她的语文教学呈现一种能够给予学生需要的、足够多的语文生命元素的广博气象。

作为一门学科，语文既有丰富情感的浸润和熏陶的感性的一面，也有开启精神智慧的领悟和达境的直觉的一面，更有作为求真去昧的批评与求索的理性的一面。而这三者其实也是一个语文教师必须直面的事情。但后两者，尤其是最后者，不是一般教师缺乏这方面的思想意识，就是借应试之名投机取巧而有意忽略掉，总之，在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这些几乎一直是缺失的。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同期教育阶段比较，我们就会立即感觉到这二者之间的悬殊差距。比如法国文科的三选一高考作文题（其一“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其二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其三，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不消形成规模文字了，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来作简答，可能都会是个极高难度的挑战。其作文如此，其极强的理性思辨阅读也与我们惯常的阅读习惯，天悬地殊。

我们平时总怪罪于一个高中毕业、已经成年的孩子，连起码的理性判断力都不具备，却没想到，在语文教育的活动中要有意识地将语言阅读与思维引导或训练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语文教育活动，又先天性地具备将语言丰富的感性与复杂的理性和谐地组合起来、并融合生长于一处这样的优势。一定要正视我们语文教育中在思维结构教育方面的缺失，而这方面的培育，又全在于平时的语文阅读培养上。在这方面，史老师着眼于“培植批判精神”的语文理性思维，既有非常强烈的救偏救失的良苦用心，又有维护语文学科里自然呈现的理性训练元素的教育自觉。

韩愈说得好：“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者居首，但教师如果不具备“道”的高度，又如何传承语文教育的命业呢？有了这样一个语文教学的思想意识高度，再来理解和从事语文教学，就可谓高屋建瓴而能够驾轻就熟了。具备了这样的意识，就有了更为自觉的传承语文的使命与责任的理性认知。而说到语文的理性认知，很多老师又往往将其局限于所谓的思想政治，结果常常让语文成了思想政治课的传声筒。就连编写教材的编者们似乎也概莫能外。南京大学著名学者莫砺锋教授说，“有人把传道的‘道’解释成政治思想，这是一种曲解。任何政治思想都会过时，教师应该传递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基本道德精神。”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本来就不缺乏可贵的理性审视与批评精神。因此在本然上，与僵化的思维相左，从孔孟、老庄到郑玄，从朱熹再到王阳明，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文化批评者与建设者，这条文化的根脉，也自然地由五四一批先驱者继承着，并接入现代，现在又散落在无数的积极以自觉的教育使命自肩的文化人与教育者身上。史老师就是其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当然，对于道的寻求，还有一个合乎时代普适性的价值寻求。我们是活在今天，一切语文教育价值观的显现，一切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解释，都必须放置到今天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基本道德精神”上。而这一点，从她运用大历史观，引领学生将《长亭送别》放到两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来观照，从她处理顾拜旦先生著名演讲辞《奥林匹克精神》这一文本的前前后后，都可见一斑。

而在“受业”的层面上，史老师的语文教学是非常缜密的。她以王荣生先生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里所呈现的语文选文类型学思想来观照，来使用教材，并以“宏观把握与微观品味兼顾”相结合来呈现语文的时空观与雕龙般的文本文心；其次，她又将“阅读、写作和鉴赏相结合”，以文本的互文性与自由性为纽带，以阅读的高信息量与阅读的优质信息摄取来建立阅读的超阅读场，通过鉴赏以及“对话，反问，追问，思考和探寻”，来打通语文从字词到文化到精神的经脉；另外，就具体的阅读教学，史老师还给出了颇具操作性的、非常扎实的四种方法，“尊重历史-还原文本”，“打通内外-丰富文本”，“纵深多维-重构文本”，“精心设问-把玩文本”，从而切切实实地保证并加强学生在这一域的语文素养的培育与提高。而这，也由此完成了她的关于语文教学从思想到技术层面的复杂转化。正因为有此转化，才最终使她的教学既有立有高度，又运用自如。

这一单元有很多翔实的例证，读来非常精彩，相信读者会获得更深切的体会。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 吴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