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龙洞山摩崖石刻「敕龙洞寿圣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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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龙洞山摩崖石刻「敕龙洞寿圣院」解读作者: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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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城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有摩崖题刻一方,石壁中央两行擘窠大字「敕龙洞寿圣院」,右侧小字题款「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左侧小字题刻为「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志载为苏轼所写,现就此石刻内容略作解读。
一、「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
解读此石刻,需先读懂右边那行不起眼的小字:「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这是解读全篇的钥匙。
此句的断句颇有争议,有人判做“…降诏额,院主僧…”,也有认作“…降诏,额,院主僧…”的,相信这样断句的仁兄连自己也很难完美的解释成句。其实,此句应断句为:“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那么什么是“额院”呢?这就要讲一点佛教史了。
一讲到“降诏”、“赦”大家都想的是兴佛,其实这方石刻的历史背景,恰恰是对佛教的限制。宋太祖立国以后,终止了英明君主后周世宗柴荣十二万分正确的灭佛政策,而是采用限佛政策,将佛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宋初太祖、太宗仍然废除了很多寺院,相关政策变动颇多,在此不详述,基本的政策就是官府批准的予以保护,私自建立的(包括废寺新立)要捣毁或者科罪,寺院和度牒的控制都是这时期完善起来的。皮包公司不许了,要成立公司的必须工商局报批,就是这么个情况。宋真宗的诏令是这样说的:“不许创建寺观院宫”“所犯者依法科罪”“诸处不系名额寺院……诏悉毁之”。
“不系名额”的寺院叫做“伪命宫观寺院”,不合法。想建置寺院或者让寺院合法怎么办呢?需向朝廷奏请建置僧院,由祠部颁发院额,你就合法了,这个名额就叫做“院额”,有这个名分的就可以叫“额院”,是国家批准了的。不是特指匾额、也不是单指寺名,而是一种国家认可。
说到此处,“额院”就应该理解是何意了。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出面组织了这个石刻工程。请注意,此处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是降诏赐名的日期,不是“上石”或者书写的日期(对此有争议的看完二项再说)。
二、「敕龙洞寿圣院」
“龙洞寿圣院”的本名,应做“龙洞院”,宋熙宁元年应诏易名“龙洞寿圣院”。原寺可能宋前就有,三武一宗被毁掉了,宋仁宗、英宗时期又有僧人信众于此复建。寺院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不少于三十间(按屋架计),名气全靠着龙洞祈雨,后期逐渐湮没。“院”本身就比“寺”的等级低,非大家所认为的重要寺院。
宋代的寺庙,尤其是北宋的,名字前基本都有“敕”,如上所说寺院是皇家许可或赐名的,故曰“敕”。相对的“敕造”则专指奉旨建造,较少,应明确区别对待。寺庙一般是用原有的寺名,但有很多皇帝要赐名或地方奏请改名的,叫做“赐额”,龙洞寿圣院就是这样的情况。
北宋有多次赐额: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兴国,曰乾明”,真宗“大中祥符间,例易天下寺名”,崇宁年间此寺额为“崇宁”等。寿圣院的赐额有点特别,非以宋英宗的年号作为赐额名称,而是用英宗的生日即寿圣节为赐名。
宋英宗赵曙空有明哲之资,可惜是个短命鬼,一登基就“不豫”,就是有重病。这个皇帝登基几年一直病歪歪的,到了治平三年年末,“不豫”的特别严重,十一月祷于大庆殿,十二月祈于天地、宗庙、社稷,月底册封太子、大赦。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一,诏:“私造寺观及三十间以上,有佛像者以闻,赐名寿圣”。因为赵曙的生辰正月初三,诞节圣寿,所以赐额“圣寿”,这个寿圣还有给皇帝延寿的寓意。不过,正月初八这位皇帝就驾出去崩了,才36岁。
先皇帝死了,但诏书说事还是要执行的,不能朝令夕改,这是封建王朝的好传统。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雁宕山白岩院(初建于唐代)赐圣寿额,熙宁元年(1068年)杭州崇报显庆院岩院改赐圣寿额,熙宁三年(1070年)滁州光孝禅寺改赐圣寿额,
熙宁四年(1071年)赐蒲城县东社寿圣寺等等。以平治四年、熙宁元年最多,熙宁四年以后未见。有人问了,怎么还分期分批呢?其实是建置寺院要向官府申状,最后以诏书的形式批准,而不是主动的给你下诏。这次改额包括了先前的私造寺院,也包括了此间新建的寺院。
那么叫“敕寿圣院”的寺院有多少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七《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载:“近日又赐三十间以上无名寺院以寿圣为额者两千三百余所。”考苏颂平治四年为祠部尚书,熙宁元年擢知制诰,这段文字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是颁诏赐额最多的两年,应与总数相去不多。同期全国寺院宫观的数量约在三、四万所间(包括佛道两教),其中圣寿为名的寺院有两千至三千所,所以大家也不用把济南这个“龙洞寿圣院”想象的多么重要。
如上所说,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是批准用“龙洞寿圣院”这个名字诏书下发的日期,非刻石日期。「敕龙洞寿圣院」敕的是“龙洞寿圣院”,不是匾额,不是字样,只是名称跟资格。
三、「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
很多人一看“兴德军”就有点蒙,其实这不过是济南府之前的旧称,使用时间很短,所以很少拿出来单用。你如果不深究历史的话,完全可以把济南历史上的这个兴德军看做一个行政区划,没有它意。
治平二年(1065年),齐州升为兴德军。此前济南为齐州,为什么要升齐州做“兴德军”呢?因为宋英宗曾为齐州防御使,按照宋代的制度:“潜藩皆升为节镇,建军、府名”,宋代新升藩镇多为此。宋代州县建置分作十三级,州如按官名等级则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齐州为防御州,而北宋定制,州升府必先升节度,未有称府不为节度者。所以到了政和六年(1116年),齐州可以直接升府,这是济南建府的事故。
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路”可视为监察区,非行政区。“军”分做领州、领县不同级别,是沿袭五代之制,但乾德三年(965)收回财权、削弱兵权,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体系官职被架空。所以济南这个“兴德军”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行政权能与州府差不多的行政区名称,非标准的军事建制。宋代每一个州还有一个郡名,没有郡名的州很少。但并没有保留“郡”的行政编制,只留“郡”的虚名,备王公封号之用。
顺便提一下苏辙的官职,
熙宁六年(1073)年中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辙一直在齐州任掌书记。志书上一般都写作“齐州掌书记”,这种称呼是不对的。当时齐州是兴德军的领郡,而“掌书记”是节度使、观察使一级专有的幕职官,全称是“节度掌书记”,州官是没有这样的属官的,苏辙正式的官称是“兴德军节度掌书记”。苏辙的《栾城三集》卷一《题旧钟馗》,诗前有小引:“
癸丑岁,予为兴德军掌书记”可证。有提“齐州掌书记”者,是专指齐州为地名,简略之说。节度掌书记虽是佐官,但不要轻视,他的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节度判官等“上佐”。
回到「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上,这句话的理解就很容易了,就是济南市的一个施主高某,他资助的这项石刻工程。虽然都写作“上石”,但智全和尚是工程的主持着,高曦是出资人,他们分别是碑院主、功德主。「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居左,是落款,但不写官职、或曾任官职,与同期石刻习惯不符,所以高曦是豪绅,没有官职。
至于“智全上石”居右,不是谦虚畏权,而是不要脸。“诚应岩”等处元丰时期的石刻,都有“智全上石”这几个字,这在同期石刻中不多见。大德高僧是不会主持这么几方刻石还要蹭上自己名字的,只有小寺小僧才刻意有这种行为,这也印证了三项所说寿圣寺规模的问题。
四、摩崖石刻文字的书写者
此石刻据乾隆版《历城县志》载为苏轼书,又说此提法是依旧志云。之后的志书金石志也是沿用这个说法,但皆不知何据。所提前志当是明崇祯六年刊刻的《历乘》及崇祯十三年宋祖法的《历城县志》。《历乘》十九卷缺金石部分,二志内容相仿,这是“苏轼书”的出处。
“苏轼书”说的依据,清人不知,今人也不知,我来点破好了。明万历初年,府东三十里外王舍人挖出石碑一方,系宋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初苏轼所书“读书堂”碑,县公令人移至县学文庙庠桥门外。文人学子必定反复观摩,看的久了有人联想到龙洞山的石刻书意相仿,龙洞当时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大家都去过,一想还真差不多,研讨考据一番,书写年代也考据出来了是熙宁年间,最后结论归于龙洞的“敕龙洞寿圣院”就是苏轼所书这个说法,并流传开来。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了,崇祯年两部志书的编纂者刘勅、宋祖法就很自然的采信了这种说法。
锁定在明末出现这种说法,一据现存史书,二是此前诗文中没有任何相关佐证出现,没有文人观摩称赞,没有相关题刻,任何蛛丝马迹也见不到。清人为什么对此有疑问呢,因为明末这种口传的说法已经不再辗转相传了,对于“读书堂”碑大家也没什么热情了,就不知道最初的来源是什么了。加上清季考据学的兴起,这种没评没据的也就不采信了。
那么苏轼所写有说有没有可信性呢?苏轼分别在熙宁十年(1077)正月、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到过历城,反对者的一个理由就是时间与石刻上的“熙宁元年”对不上号。这看似有理,但如我上面所分析,熙宁元年是诏书颁布的时间,苏轼第一次到济南的时间是熙宁十年,在济南呆了一个月,书写时间上是吻合的!
作为寺庙名称刻在石壁上,无论排列的横竖,字少的一般写作一行,若两行则似应横书,以衬大气。「敕龙洞寿圣院」六个字是写作两行的,这种写法是山门匾额的形制。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准许龙洞寿圣院挂牌成立,当时不知谁写了个匾额,熙宁十年苏轼来了,重新写了一块匾额。正赶上个好文的土财主高曦常常来礼佛,看见匾额写得好,于是出钱将匾额原样刊刻在石壁上。山门匾额一般不留书写人姓名,所以原样放大刻在山崖上也就没有书写者的落款了。当然也有可能是高曦找到苏轼让他书写的,高曦直接拿原帖上石,具体的就无从深究了。但在书写样式上,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怎么印证我这个假说呢?「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这几个字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施主高曦,作为独立出资人,舍财在庙里即便非要搞个石刻艺术,那要刻什么?佛像!佛经!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寺名。如前所述,高曦也不是官员,这几个字不是朝廷颁布的字样,他独立出资的意义呼之欲出,那就是这几个字值得刻石流传。
接下来在书法上分析一下。首先,高曦不是书写者,因为书写者若题刻会写作“信众xxx”或其他名目,而不是自称“施主”。所以我们只分析「敕龙洞寿圣院」六字即可。
一提对比,无论是否练过书法,大家一定会先拿苏轼的书帖来对比,而且大多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人写的。这就进了一个误区——这是榜书,非一般题刻。榜书的字体架构包括书写工具与楷书、碑体都有区别,用书帖的小字对比匾额的榜书不能着眼笔划、架构,而是去看书意,整体上把握。起笔落笔及弯折处可知,又此六字的书写工具非一般毛笔,不能简单的对比笔划。雕刻方式上,字口极深,如直观石刻(而不是拓片)很容易造成视觉的误判。
「敕龙洞寿圣院」六字起落结构透出极明显的颜体风范,苏轼书作取法较广,徐浩、颜真卿、李邕、杨凝式等人的字他都曾效法,但始终未摆脱颜体的痕迹,不象黄庭坚、米芾的书法完全摆脱效法对象的约束形成鲜明的个性。比如“寿”字,颜体笔意非常浓。
「敕龙洞寿圣院」前几字书写工整,但“龙”字略有欹侧,后面“圣”字渐失气势,“院”字直接带有行意。苏轼字形多左斜,略带行书意,“龙”字部分横笔、“院”字的写法正切合了苏轼这种笔法自然不拘的习惯,不经意的流露出来。全文以“院”字书写个性最为突出,应当是书写“寿圣”平直比划太多,最后一个字开始放松了,不再刻意的去按榜书的架构书写了,“院”字最接近书写者平时的书体,此字可多做考量。另外,“敕”字的字体结构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大家包括我都不是专业的书法人士,这方面我们就不要做过多分析了,分析多了谬误更多,书法方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综上,不能完全推翻此石刻不是苏轼所写。另,明末的学人不是傻子,他们提出「敕龙洞寿圣院」为苏轼所书自然有他们的考量,不会说些没谱的做笑柄。崇祯刘勅、宋祖法也是严谨做学的人,他们将这种说法采入志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清季,虽有质疑,但只言“据传”,是对无据可查的严谨说法,而从未在书体上否定,说这是瞽说,说明清季学人也是认同的。至于现代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们,与明清书法界相比,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要扔了,十之八九要刨坑活埋,更指望不上去辨析了。明清两代靠笔杆子吃饭的学者、举人、秀才在书体上都看不出异端,我们怎么能轻易否定呢?
但也不能轻易肯定,毕竟没有落款或佐证。苏轼所写书体较为单一,善楷书、行书,又能草书,榜书大字基本见不到,如真为东坡所写,可补书法上的一个缺憾。也正因为是孤例,我们只能间接臆断,只能想象苏轼写榜书是个什么样子,难以得出非常肯定的结论,只能说“似”。
结论:石刻的书写者为“苏轼所书”一说、“非苏轼书”一说都缺乏切实证据,“据传苏轼所书”一说模棱两可,话讲的不透。故结合我上述讨论,这个问题当归结为:“龙洞山「敕龙洞寿圣院」石刻 疑为 苏轼所书”。窃以为,这是盖棺定论、最切合事实的说法。
后记:见到几年前的博文,因「敕龙洞寿圣院」石刻,老济南味与客居等兄有一桩公案,可惜杠抬的这么热闹我没掺和一脚(见博文《高曦绝对不是“敕龙洞寿圣院”石刻的书写者!》)前后翻看了一下,其实挺简单的事都被搞复杂了。原因就是大家对于宋代史不是很了解,很多现学现用,这就出现了歧义、误解。尽己所知作小文一篇,以期解诸君疑惑之一二。摩崖石刻照片是网上搜的,窃来一用,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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