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城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有摩崖题刻一方,石壁中央两行擘窠大字「敕龙洞寿圣院」，右侧小字题款「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左侧小字题刻为「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志载为苏轼所写，现就此石刻内容略作解读。

一、「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

解读此石刻，需先读懂右边那行不起眼的小字：「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这是解读全篇的钥匙。

此句的断句颇有争议，有人判做“…降诏额，院主僧…”，也有认作“…降诏，额，院主僧…”的，相信这样断句的仁兄连自己也很难完美的解释成句。其实，此句应断句为：“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上石”。那么什么是“额院”呢？这就要讲一点佛教史了。

一讲到“降诏”、“赦”大家都想的是兴佛，其实这方石刻的历史背景，恰恰是对佛教的限制。宋太祖立国以后，终止了英明君主后周世宗柴荣十二万分正确的灭佛政策，而是采用限佛政策，将佛教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宋初太祖、太宗仍然废除了很多寺院，相关政策变动颇多，在此不详述，基本的政策就是官府批准的予以保护，私自建立的（包括废寺新立）要捣毁或者科罪，寺院和度牒的控制都是这时期完善起来的。皮包公司不许了，要成立公司的必须工商局报批，就是这么个情况。宋真宗的诏令是这样说的：“不许创建寺观院宫”“所犯者依法科罪”“诸处不系名额寺院……诏悉毁之”。

“不系名额”的寺院叫做“伪命宫观寺院”，不合法。想建置寺院或者让寺院合法怎么办呢？需向朝廷奏请建置僧院，由祠部颁发院额，你就合法了，这个名额就叫做“院额”，有这个名分的就可以叫“额院”，是国家批准了的。不是特指匾额、也不是单指寺名，而是一种国家认可。

说到此处，“额院”就应该理解是何意了。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额院主僧智全出面组织了这个石刻工程。请注意，此处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是降诏赐名的日期，不是“上石”或者书写的日期（对此有争议的看完二项再说）。

二、「敕龙洞寿圣院」

“龙洞寿圣院”的本名，应做“龙洞院”，宋熙宁元年应诏易名“龙洞寿圣院”。原寺可能宋前就有，三武一宗被毁掉了，宋仁宗、英宗时期又有僧人信众于此复建。寺院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不少于三十间（按屋架计），名气全靠着龙洞祈雨，后期逐渐湮没。“院”本身就比“寺”的等级低，非大家所认为的重要寺院。

宋代的寺庙，尤其是北宋的，名字前基本都有“敕”，如上所说寺院是皇家许可或赐名的，故曰“敕”。相对的“敕造”则专指奉旨建造，较少，应明确区别对待。寺庙一般是用原有的寺名，但有很多皇帝要赐名或地方奏请改名的，叫做“赐额”，龙洞寿圣院就是这样的情况。

北宋有多次赐额：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赐天下无名寺额，曰太平兴国，曰乾明”，真宗“大中祥符间，例易天下寺名”，崇宁年间此寺额为“崇宁”等。寿圣院的赐额有点特别，非以宋英宗的年号作为赐额名称，而是用英宗的生日即寿圣节为赐名。

宋英宗赵曙空有明哲之资，可惜是个短命鬼，一登基就“不豫”，就是有重病。这个皇帝登基几年一直病歪歪的，到了治平三年年末，“不豫”的特别严重，十一月祷于大庆殿，十二月祈于天地、宗庙、社稷，月底册封太子、大赦。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一,诏：“私造寺观及三十间以上，有佛像者以闻，赐名寿圣”。因为赵曙的生辰正月初三，诞节圣寿，所以赐额“圣寿”，这个寿圣还有给皇帝延寿的寓意。不过，正月初八这位皇帝就驾出去崩了，才36岁。

先皇帝死了，但诏书说事还是要执行的，不能朝令夕改，这是封建王朝的好传统。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雁宕山白岩院（初建于唐代）赐圣寿额，熙宁元年（1068年）杭州崇报显庆院岩院改赐圣寿额，熙宁三年（1070年）滁州光孝禅寺改赐圣寿额， 熙宁四年（1071年）赐蒲城县东社寿圣寺等等。以平治四年、熙宁元年最多，熙宁四年以后未见。有人问了，怎么还分期分批呢？其实是建置寺院要向官府申状，最后以诏书的形式批准，而不是主动的给你下诏。这次改额包括了先前的私造寺院，也包括了此间新建的寺院。

那么叫“敕寿圣院”的寺院有多少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七《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载：“近日又赐三十间以上无名寺院以寿圣为额者两千三百余所。”考苏颂平治四年为祠部尚书，熙宁元年擢知制诰，这段文字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是颁诏赐额最多的两年，应与总数相去不多。同期全国寺院宫观的数量约在三、四万所间（包括佛道两教），其中圣寿为名的寺院有两千至三千所，所以大家也不用把济南这个“龙洞寿圣院”想象的多么重要。

如上所说，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是批准用“龙洞寿圣院”这个名字诏书下发的日期，非刻石日期。「敕龙洞寿圣院」敕的是“龙洞寿圣院”，不是匾额，不是字样，只是名称跟资格。

三、「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

很多人一看“兴德军”就有点蒙，其实这不过是济南府之前的旧称，使用时间很短，所以很少拿出来单用。你如果不深究历史的话，完全可以把济南历史上的这个兴德军看做一个行政区划，没有它意。

治平二年（1065年），齐州升为兴德军。此前济南为齐州，为什么要升齐州做“兴德军”呢？因为宋英宗曾为齐州防御使，按照宋代的制度：“潜藩皆升为节镇，建军、府名”，宋代新升藩镇多为此。宋代州县建置分作十三级，州如按官名等级则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齐州为防御州，而北宋定制，州升府必先升节度，未有称府不为节度者。所以到了政和六年(1116年)，齐州可以直接升府，这是济南建府的事故。

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路”可视为监察区，非行政区。“军”分做领州、领县不同级别，是沿袭五代之制，但乾德三年（965）收回财权、削弱兵权，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体系官职被架空。所以济南这个“兴德军”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行政权能与州府差不多的行政区名称，非标准的军事建制。宋代每一个州还有一个郡名，没有郡名的州很少。但并没有保留“郡”的行政编制，只留“郡”的虚名，备王公封号之用。

顺便提一下苏辙的官职， 熙宁六年(1073)年中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辙一直在齐州任掌书记。志书上一般都写作“齐州掌书记”，这种称呼是不对的。当时齐州是兴德军的领郡，而“掌书记”是节度使、观察使一级专有的幕职官，全称是“节度掌书记”，州官是没有这样的属官的，苏辙正式的官称是“兴德军节度掌书记”。苏辙的《栾城三集》卷一《题旧钟馗》,诗前有小引:“ 癸丑岁,予为兴德军掌书记”可证。有提“齐州掌书记”者，是专指齐州为地名，简略之说。节度掌书记虽是佐官，但不要轻视，他的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节度判官等“上佐”。

回到「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上，这句话的理解就很容易了，就是济南市的一个施主高某，他资助的这项石刻工程。虽然都写作“上石”，但智全和尚是工程的主持着，高曦是出资人，他们分别是碑院主、功德主。「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居左，是落款，但不写官职、或曾任官职，与同期石刻习惯不符，所以高曦是豪绅，没有官职。

至于“智全上石”居右，不是谦虚畏权，而是不要脸。“诚应岩”等处元丰时期的石刻，都有“智全上石”这几个字，这在同期石刻中不多见。大德高僧是不会主持这么几方刻石还要蹭上自己名字的，只有小寺小僧才刻意有这种行为，这也印证了三项所说寿圣寺规模的问题。

四、摩崖石刻文字的书写者

此石刻据乾隆版《历城县志》载为苏轼书，又说此提法是依旧志云。之后的志书金石志也是沿用这个说法，但皆不知何据。所提前志当是明崇祯六年刊刻的《历乘》及崇祯十三年宋祖法的《历城县志》。《历乘》十九卷缺金石部分，二志内容相仿，这是“苏轼书”的出处。

“苏轼书”说的依据，清人不知，今人也不知，我来点破好了。明万历初年，府东三十里外王舍人挖出石碑一方，系宋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初苏轼所书“读书堂”碑，县公令人移至县学文庙庠桥门外。文人学子必定反复观摩，看的久了有人联想到龙洞山的石刻书意相仿，龙洞当时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大家都去过，一想还真差不多，研讨考据一番，书写年代也考据出来了是熙宁年间，最后结论归于龙洞的“敕龙洞寿圣院”就是苏轼所书这个说法，并流传开来。到了崇祯年间，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了，崇祯年两部志书的编纂者刘勅、宋祖法就很自然的采信了这种说法。

锁定在明末出现这种说法，一据现存史书，二是此前诗文中没有任何相关佐证出现，没有文人观摩称赞，没有相关题刻，任何蛛丝马迹也见不到。清人为什么对此有疑问呢，因为明末这种口传的说法已经不再辗转相传了，对于“读书堂”碑大家也没什么热情了，就不知道最初的来源是什么了。加上清季考据学的兴起，这种没评没据的也就不采信了。

那么苏轼所写有说有没有可信性呢？苏轼分别在熙宁十年(1077)正月、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到过历城，反对者的一个理由就是时间与石刻上的“熙宁元年”对不上号。这看似有理，但如我上面所分析，熙宁元年是诏书颁布的时间，苏轼第一次到济南的时间是熙宁十年，在济南呆了一个月，书写时间上是吻合的！

作为寺庙名称刻在石壁上，无论排列的横竖，字少的一般写作一行，若两行则似应横书，以衬大气。「敕龙洞寿圣院」六个字是写作两行的，这种写法是山门匾额的形制。熙宁元年五月十七日降诏准许龙洞寿圣院挂牌成立，当时不知谁写了个匾额，熙宁十年苏轼来了，重新写了一块匾额。正赶上个好文的土财主高曦常常来礼佛，看见匾额写得好，于是出钱将匾额原样刊刻在石壁上。山门匾额一般不留书写人姓名，所以原样放大刻在山崖上也就没有书写者的落款了。当然也有可能是高曦找到苏轼让他书写的，高曦直接拿原帖上石，具体的就无从深究了。但在书写样式上，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怎么印证我这个假说呢？「兴德军施主高曦上石」这几个字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施主高曦，作为独立出资人，舍财在庙里即便非要搞个石刻艺术，那要刻什么？佛像！佛经！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寺名。如前所述，高曦也不是官员，这几个字不是朝廷颁布的字样，他独立出资的意义呼之欲出，那就是这几个字值得刻石流传。

接下来在书法上分析一下。首先，高曦不是书写者，因为书写者若题刻会写作“信众xxx”或其他名目，而不是自称“施主”。所以我们只分析「敕龙洞寿圣院」六字即可。

一提对比，无论是否练过书法，大家一定会先拿苏轼的书帖来对比，而且大多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人写的。这就进了一个误区——这是榜书，非一般题刻。榜书的字体架构包括书写工具与楷书、碑体都有区别，用书帖的小字对比匾额的榜书不能着眼笔划、架构，而是去看书意，整体上把握。起笔落笔及弯折处可知，又此六字的书写工具非一般毛笔，不能简单的对比笔划。雕刻方式上，字口极深，如直观石刻（而不是拓片）很容易造成视觉的误判。

「敕龙洞寿圣院」六字起落结构透出极明显的颜体风范，苏轼书作取法较广，徐浩、颜真卿、李邕、杨凝式等人的字他都曾效法，但始终未摆脱颜体的痕迹，不象黄庭坚、米芾的书法完全摆脱效法对象的约束形成鲜明的个性。比如“寿”字，颜体笔意非常浓。

「敕龙洞寿圣院」前几字书写工整，但“龙”字略有欹侧，后面“圣”字渐失气势，“院”字直接带有行意。苏轼字形多左斜，略带行书意，“龙”字部分横笔、“院”字的写法正切合了苏轼这种笔法自然不拘的习惯，不经意的流露出来。全文以“院”字书写个性最为突出，应当是书写“寿圣”平直比划太多，最后一个字开始放松了，不再刻意的去按榜书的架构书写了，“院”字最接近书写者平时的书体，此字可多做考量。另外，“敕”字的字体结构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大家包括我都不是专业的书法人士，这方面我们就不要做过多分析了，分析多了谬误更多，书法方面的分析仅供参考。

综上，不能完全推翻此石刻不是苏轼所写。另，明末的学人不是傻子，他们提出「敕龙洞寿圣院」为苏轼所书自然有他们的考量，不会说些没谱的做笑柄。崇祯刘勅、宋祖法也是严谨做学的人，他们将这种说法采入志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清季，虽有质疑，但只言“据传”，是对无据可查的严谨说法，而从未在书体上否定，说这是瞽说，说明清季学人也是认同的。至于现代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们，与明清书法界相比，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要扔了，十之八九要刨坑活埋，更指望不上去辨析了。明清两代靠笔杆子吃饭的学者、举人、秀才在书体上都看不出异端，我们怎么能轻易否定呢？

但也不能轻易肯定，毕竟没有落款或佐证。苏轼所写书体较为单一，善楷书、行书，又能草书，榜书大字基本见不到，如真为东坡所写，可补书法上的一个缺憾。也正因为是孤例，我们只能间接臆断，只能想象苏轼写榜书是个什么样子，难以得出非常肯定的结论，只能说“似”。

结论：石刻的书写者为“苏轼所书”一说、“非苏轼书”一说都缺乏切实证据，“据传苏轼所书”一说模棱两可，话讲的不透。故结合我上述讨论，这个问题当归结为：“龙洞山「敕龙洞寿圣院」石刻 疑为 苏轼所书”。窃以为，这是盖棺定论、最切合事实的说法。

后记：见到几年前的博文，因「敕龙洞寿圣院」石刻，老济南味与客居等兄有一桩公案，可惜杠抬的这么热闹我没掺和一脚（见博文《高曦绝对不是“敕龙洞寿圣院”石刻的书写者！》）前后翻看了一下，其实挺简单的事都被搞复杂了。原因就是大家对于宋代史不是很了解，很多现学现用，这就出现了歧义、误解。尽己所知作小文一篇，以期解诸君疑惑之一二。摩崖石刻照片是网上搜的，窃来一用，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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