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呢。

我问:“你好，请问哪位？”

电话那边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女声“老同学好，我是师专附中75班的老同学，我叫xxx”她的姓名我没有听清楚。声音又跟了过来“我的孩子现在你们医院住院，住在肿瘤科，现在腰疼厉害，你能偶帮我看一下吗？”

师专附中，我是在上世纪1975年在那个学校读了2个月又10天。那时候我还只有13岁，也就是37年前了。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没有了印象。我的脑海里面快速扫描37年前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该同学的记忆。但是我想它能够找到我的手机号码，肯定是有了急需帮助的。何况孩子还住在肿瘤科。

我回答道：“孩子多大了？什么病呀？”

“22岁，结肠癌，三年前做了手术，现在有颈部淋巴转移”

22岁，好年轻；结肠癌手术后转移，好可怕。腰痛难忍，好无助。我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快速来到了肿瘤科病房。我用手机问到了病人的床号。

在护士的引导下，我到了病房。推开病房的大门，一位憔悴的母亲正坐在病床边。看到我走了进来，他站立起来。讲实话，我并没有认出她，她也只是在这特定情况下，推断我是谁的。因为这是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人，这茫茫的人海中谁也不会知道谁是谁。

这是一位整洁的女性，个子并不高，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眼神是凄楚的，她只喊了一声我，声音就打住了。

病床上坐着一个女孩。我原来还以为是男孩。这个女孩好漂亮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到我们走了进来，甜甜的笑了一下，招呼道：“叔叔阿姨好”。女孩的手上在打点滴，右侧锁骨下留置了一根输液针，脸色有些苍白。但是我们进去以后，脸上充满了笑容，有妈妈脸上的愁容很不相称。

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个女孩就是晚期的结肠癌病人，在她的脸上看不到半点病人的样子。讲话的声音又甜，又有礼貌。与我同时进去的同事惊呼“好漂亮”。当然，病魔对人类的袭击是毫无情面的，所谓的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看到这22岁即将逝去年轻的生命，作为医生的感觉真的很无奈。作为父亲，看到这即将失独的家庭也是感到很无奈。

我问了一下病史，孩子在武汉读大学，3年前因为出现了肠梗阻，在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做急诊手术，发现是结肠癌所致的梗阻。手术后，我的老同学带着这女儿奔波在祖国的大地寻医访药，为了留住女儿的生命。南方到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北方刚从哈尔滨回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现在在颈部已经有淋巴结转移了。现在只好住到我们医院，奔波似乎已经没有效果了。

我看了孩子的CT片，腹腔内已经被腹水填满了，右肾盂积水。所以右侧腰痛难忍。孩子坐在床上，实际上是因为腹水太多，睡下去可能呼吸困难----这是我的推测。

看了CT片，我明白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讲，可以说任何的抗肿瘤治疗是徒劳的。但是面对病人，我是没有办法也不能讲出来的。实际上，医生能够做的就是如何减轻她的痛苦，让他高兴一点、快乐一点、痛苦少一点。

我思考如何给这对母女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首先不能跟他们他如意的答复，因为从他们给我的厚厚的病例资料，我知道他们可能是为了孩子已经花掉了不少的钱了。如果在说一些可能的好转的方法，也许他们的负担会更重。但是也不能但这孩子的面说没有办法的话，因为失望的打击对孩子更残忍。

我选择了一种体面的退出病房的方法，我说：“我还要去找肿瘤科专科医生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她的检查资料”。走出了病房。

出了病房，随行的护士小姐说：“自从到了肿瘤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有了一些说不出感觉的改变”。

我问了，这是一个独生女儿。五十岁的父母，晚年丧子，这即将到来的痛苦将如何折磨？

我决定不要太快告诉他我会诊以后的感觉。而他们在我会诊以后，也有十多个小时并没有与我联系。

晚上八点半，我给老同学打了电话：“小孩的腰痛我可以给她装上一个内引流管，减少肾脏的积水，他会舒服一些。”

“还有其他办法吗？还有些什么药可吃可用吗？”果然，她还充满着没有可能的期望。

“没有药物了，装上引流管已经上最好的办法，如果需要并且愿意，请随时通知我”

电话那边，传来的是抽泣声。我长叹一声，关了电话。

因为都是年过半百的父母，对于我们来讲，就像是电脑的文件没有备份，这个最重要的文件就要失去。

尽管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疾病与死亡，但是每一次的事件都会让我们感到医生的无能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