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7月到1986年6月，我只轮流了普外肿瘤与烧伤外科两个科室。但是自己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热爱，一直保持有很高的工作热情与兴趣。哪哪怕是在谈恋爱时期，也从来没有耽误过工作，只要有需要，召之即来，不怕苦，不怕累。

我尤其是重视病例的书写，这与一般的一般的住院医生是不同的。对于病人的病情变化，记录总是及时的，并且有分析。对于临床检查的异常，也是有分析与处理措施的。当时没有医师法，我们的临床处理权利还是比较大的。对于我们的锻炼时提供充足的机会的。这因为这样，临床记录变成了我总结临床经验与体会的好机会。对于每一次手术，我手术前总是要看手术图谱的，并且还要看一些相关专著。记得在1985年10月，我们可来了一位肝癌的病人，名字至今我还记得，他叫王健全，是衡阳市工艺美术厂的厂长，一个好帅的帅哥，患了肝癌，在手术前，我仔细阅读了吴孟超教授编写的“肝脏外科学”的相关章节。因此在写手术前记录的时候写的非常详细，因为我几乎是将吴教授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写在了病历上。当时我的病历被我们的主任看到了，作为一个年轻医生，很难入大主任的法眼的。他很欣赏我，也就记住了我。才有了在烧伤科紧急需要的时候，把我拍了过去。看来我也是一个不怕苦的人。于是我在主任的关照下，快速轮科。这一段时间我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我在快乐地工作着。

也许上天垂青于我，我的表现被那些专科主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急于招兵买马。因为当时衡阳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只有几个病区，一外科是普外泌尿，二外科是大骨科加脑外科，三外科是普外肿瘤与胸外科以及肿瘤内科，此外还有半独立的烧伤外科。医生也不多。最先来找我的是泌尿外科的陈老师，他邀请我与他一起搞泌尿外科，并且带我写论文，做手术。我也就对泌尿外科感了兴趣，也就答应了陈老师，此外也就推辞了其他老师的邀请。到了1987年的7月，我们要定专科了，肿瘤外科主任（同时也是大外科主任）来找我了，要我跟他去搞普外科肿瘤。这时候，我只有推辞，他没有多讲，要我继续考虑一段时间，几天以后，我还是不同意。终于我彻底让这位老师失望了。

作为年轻医生，我当时不知道这回到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尝到了后来的苦果。

本来我是要在八月份被派到花垣县去扶贫3个月，然后回来到专科上班。在当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年轻医生那样害怕去扶贫支边，那是香饽饽，都争着去。好像是一种政治待遇一样，当然经济上还有一些补偿，每月可以补足几十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年只有年终奖才只有60元。所以，对于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扶贫三月胜过在医院上班一年。但是被取消了。相反还被排到学院去搞教学----搞外科总论的教学，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的。理由是外科人手不够，那一年外壳也就真的没有派人去花垣县了。

到了1987年的11月，研究生考试报名开始了，当时报名需要单位同意，必须从科室签字开始，我的报名手续就被开在了大外科主人手里。我厚着脸皮去找主人请签字，主人就是不答应签字。我反反复复找了十多次，讲了许多的好话，但是没有效果。主任直接讲明谁叫你不同意接受我的安排呀。我说泌尿的老师我已经先答应了，不能不算数呀，主任说我说话还算数一些。眼看着离报名截止的日期一天天接近，主人就是不松口，到了最后，我硬是没有报上名。因为最后两天，主任他“出差”了。我找医院领导，医院领导说科主任不签字，他们无法进行下一步。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想读一点书，都因为“不听话”而被凌迟处死。内心是很难过的。

在报名时间过去以后，主人出差回来了，我冲到了他办公室，发泄了一通，主任冷静无比，他说明年你还不能报考。经过这次体会，我知道我明年还是无法考试，我说，我来肿瘤外科好吗？他说“还有这个必要吗？”

经过了这次发泄，我感到了害怕，我就是孙悟空，人家还是如来佛，跳不过他的手心呀。

我选择了逃离，因为我是学院编制，我退到了外科总论教研室，做了一名外科助教，每天给狗做一做清创术，买上几节猪小肠，做一做肠吻合术。当然这样有规律的工作，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复习，所以在来年的研究生考试中，我在学院报了名，也通过了考试，进入了华西医科大学学习。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记录这一段时间，是对年轻时直率的一种反省，也是告诉年轻人如何处理与老师的关系。

但我变成了医院的老师与领导以后，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对于年轻人的求学，我总是采取一种保护、支持、鼓励的心情与姿态，更多的是利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提供了帮助。作为长者、老师、领导，为年轻人撘舞台、做梯子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与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