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报》做样刊的时候，邵红负责生活版块，而我负责文化。那时我第一次看《扶桑》，震惊于严作家的文字，决定第一期就做她的人物了。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惊艳于她的美。

后来，我在《LIFE》工作期间，再次编发了对她的生活专访，稿子是与我同名的女子写的，我把标题定为《遵守爱情的纪律》。

在生活中，她同样完美。

时间/2000年

地点/星巴克咖啡厅

受访人/严歌苓

采访/俞悦

    俞：昨天读了两遍《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感觉您很低调，文中提及远离母体又使用母语的尴尬。刚才我在路上想，也许正是这种尴尬造就了你，使你的灵动和与众不同凸现出来。

    严：也许是吧。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能鼓励我的作家，他们处于流亡状态。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纳博科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连德、捷克作家昆德拉，他们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我想，这种流亡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催化和营养。

    俞：３５届金马奖颁奖礼上，你和陈冲一起领取了最佳改编剧本奖，据说你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而陈冲则当众感谢你“小说写得这么好”。你能谈谈和陈冲的友谊及合作吗？

    严：感觉像玩一样。我新写的每篇小说，陈冲都看。当看到《天浴》的时候，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画面感很强，也非常古典。当时也没有当真。一直到１９９６年２月，陈冲到柏林电影节当评委。她打来电话，非常激动，说，咱们一起弄《天浴》吧。等她从柏林回来，结构的框架她已经弄好了。大约三四天剧本就写好了。这是我的第二个剧本。当时整个电影界处在一种精神萎靡、情绪低调的气氛中。有一些比陈冲更年轻的独立电影人怀着一种破坏性的姿态去演绎作品，（我）看了很难受，（他们）理想都没有了，情感上也很迷失。 跟陈冲合作，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旧金山，长久是好朋友。很凑巧，我们俩在审美趣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喜欢的电影她也会喜欢，她喜欢古典音乐我也是。只有一点，她不喜欢芭蕾，而我喜欢，但这种情况比较少。

    俞：哪些电影是你们喜欢的？

    严：比如基斯洛夫斯基，他后来在法国拍《红》、《蓝》、《白》的，是我们共同喜欢的大师。还有贝托鲁奇，就是拍《末代皇帝》的，还有一个俄国导演导的获了奥斯卡奖的《毒辣的太阳》，等等。我们一遍一遍地看，企图从这些作品中找到自己作电影的方向。

    俞：陈冲现在状况怎样？

    严：非常好。她刚拍完一个（投资）５００万美元的片子，现在正筹拍一个７００万的。陈冲是个非常好学上进的人，而且天资也很高。

    俞：好像最近这两年，大陆的纯文学杂志上能经常看到你的小说了。比如，《白蛇》我就是在《十月》上看到的，《人寰》是在上海《小说界》，还有《大家》上也有你的作品。

    严：对，这两年我开始向大陆的杂志投稿了。过去我在台湾的报纸、杂志上发的稿子，大陆也有转载。当时写作对我来说也意味着谋生。两年前，大陆的稿费还比较低。

    俞：这几年大陆流行张爱玲，也有作家在学张的写法。但我听过一个说法“严歌苓是当代最早关注张爱玲的作家”。我留意了您的作品，似乎确有一些张爱玲的味道。

    严：有吗？我其实看张爱玲的作品蛮晚的。大约１９９３、９４年，陈冲当时演《红玫瑰与白玫瑰》，我说你应该读读。我也就是那时候开始读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张爱玲不是。人性善恶，我还是倾向于善。至少，我想我应该去呼唤。少女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也对生活怀有理想。在西方的文艺作品中对中国人的理解始终停留在谜的层面。我读了大量西方史学家的记载，发现里面充满了疑团。《扶桑》是我试图揭开谜底的结果。扶桑很微妙，她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她从先语言走来。《扶桑》暗含了几个哲学命题：一是爱是苦楚的、非自由的。扶桑是一个妓女，她的生活就是被凌辱。然而，当爱情出现以前，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另外，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雌性的，像大地一样宽恕和容忍。“雌性的东方”也是一个主题。我写过一篇文章《弱者的宣言》，这篇东西很能代表我整个的人生观和对文学的寄托。